古岳丘壑：中国思想对欧洲告别中世纪，走向现代文明

欧洲启蒙运动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很大

古岳丘壑

欧洲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之后，欧洲近代史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启蒙运动以来所产生的那些思想，是深受东方思想，其中也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而产生的。西化派往往对这样的说法嗤之以鼻，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都是民族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

但历史事实不可否认，文化思想的突变是不可能闭门造车就能出现的。而是经过海纳百川的吸收融合才能产生的。比如说人文主义思想，人本主义思想，自由主义思想。这些思想西方经历了一千多年的中世纪，为什么从来没有产生过类似的思想，确在接触到东方文化后的启蒙时代，才有了一个思想大爆炸的时代呢？所以说，东方思想，尤其是中国思想对欧洲告别中世纪，走向现代文明，起了关键的作用。因为在政教分离和世俗化方面，中东的阿拉伯文明至今是还没有做到的。而人文主义思想，人本主义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在宗教至上的土壤里是不可能生发并结果的。

欧洲资本主义的上升，以及工业文明发展的前提，是政教分离儒家对中国的影响英文表述，并且世俗化。破除宗教专制和王权的独裁。人文主义思想，人本主义思想，自由主义思想的观点之所以能够得到广泛重视，就是因为当时欧洲人逐渐认识到，东方有个不是基督教制度，并且世俗化的国家，居然如此发达。

在这种受到冲击的大背景下，欧洲出现了一批启蒙哲学家。他们思考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出路。这些思想者们除了汲取古希腊文化之外，也汲取了来华传教的耶酥会士介绍过来的中国文化思想。寻求精神解放的欧洲哲学家们，惊喜地发现了新的精神世界。他们看到，在遥远的东方，一个历史悠久的，有秩序的国度，竟然不需要神的启示，而是建立在无神论和道德哲学的基础上。

清新自然的中国文化思想，让欧洲思想者们眼界大开。哲学家们从遥远的东方发现了一个全新的思想世界。他们吸取中国文化的精神，开拓自己的思想，坚定了反对宗教蒙昧和封建王权的决心。中国文化思想正是通过这些启蒙哲学家，推动了欧洲启蒙运动。

启蒙时代后的欧洲也完全改变了，制度上结束了世袭制，吸取了中国的科举制度和文官制度，开始了文官制。文化上则是实行政教分离，真正实现了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此后教会的世俗权力开始慢慢消失。一千多年来封闭的中世纪开始打开了窗子，开始睁眼看世界。

当然，耶酥会士们介绍的中国，也有理想化的成分。他们希望在中国传播基督教，所以有意弥合两种文化的差异,把对中国文化的解释有意无意向基督教思想靠拢，以获得欧洲教廷的支持。当然，其中不乏也有很多教士的确推崇中国文化，并且发自内心的赞同。所以就有一些介绍中国文化的书，由于太过赞叹中国文化，又生怕背上叛教的名义，所以干脆匿名发表。

在文学方面，传教士马若瑟最早将元曲《赵氏孤儿》译成法文。1735年，在巴黎出版的、由杜赫德主编的《中华帝国全志》收入了这个译著，同时还收进了四回《今古奇观》和《诗经》中的十几首诗。《赵氏孤儿》传到欧洲后，在欧洲文艺界引起广泛反响。著名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一代文豪伏尔泰根据《赵氏孤儿》的译本，写出了《中国孤儿》剧本儒家对中国的影响英文表述，1755年在巴黎上演，并引发轰动。

另一位英国名作家汤玛斯·帕西曾从葡萄牙译本转译了中国小说《好逑传》，并编写了一部《中国诗文杂著》，于1762年出版。其中也收入了《赵氏孤儿》。在德国，18世纪40年代出版了《赵氏孤儿》的德文译本。此外，德国人还把小说《好逑传》从英文转译成德文。近代德国的两大文豪歌德和席勒都曾受到中国文学的影响。席勒想改作《好逑传》，创作了一个哑谜式的中国神话剧本，取名《图朗多》，受到歌德的喝彩。歌德在他的日记与书信中曾多次提到《赵氏孤儿》对他的启示。正是在《赵氏孤儿》这样一些中国故事的影响下，歌德创作了未完成的悲剧《爱尔培诺尔》。

在史学方面，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是第一位用外文撰写有系统的、严肃的中国历史的作家。他的《中国史十卷》记载了上起盘古开天辟地，下迄西汉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的中国古代历史。而他的《鞑靼战纪》是一部闻见录性质的历史著作，对满清入关前后的中国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法国传教士冯秉正在1777--1783年编译出版了13卷本的《中国通史》。

比起文学和史学来，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经学”对于欧洲人来说，就更重要了。利玛窦是研究并向西方介绍儒学的第一位欧洲人士。继利玛窦之后，金尼阁将“五经”译成拉丁文。除金尼阁外，宋君荣译出了《书经》、马若瑟和孙璋曾译《诗经》。难度最大的《易经》，也由法国传教士雷孝思译出。

清初时，意大利传教士殷铎泽等将《大学》译成拉丁文，取名《中国的智慧》。后来，殷铎泽又把《中庸》翻译出来，取名《中国政治伦理学》。

1687年，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在巴黎印行了《中国哲学家孔子》。康熙时法国传教士白晋等人研究《易经》多年，用拉丁文写出了《易经要旨》。

在德国，著名的哲学家莱布尼兹受到在华传教士们著述的影响，很早就接触到中国的儒学、佛教和道家的思想，读过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特别是孔子的著作。

1689年，莱布尼兹游历罗马时，结识了在华担任过钦天监监正的意大利传教士闵明我，得到了不少关于中国的知识。1697年，莱布尼兹编辑出版了重要著作《中国新论》。

莱布尼兹认为，中国儒家的理论基础同基督教的教义有许多共同之处。他把自己所追求的欧洲和平“大和谐”理想同中国的“大同”思想、“大一统”思想紧密联系起来。当然也有借儒家的“秩序”和“道德”，来表达他对当时德国封建的分裂割据、战乱不止和诸侯暴虐的不满。

为了切实地促进欧洲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交流，莱布尼兹还致力于创建柏林科学院。在华的法国传教士白晋同莱布尼兹之间的通信，持续了六年之久。他们对《易经》进行了讨论。这些讨论有助于莱布尼兹的数学研究。他们发现《易经》的卦图和莱布尼兹的数学二进制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从而对于莱布尼兹二进制算术的完善化，起了促进作用。

在欧洲启蒙哲学家眼里，当时欧洲一些国家的王权还是相当专制的，而中国的君主制度无疑要开明得多，完全不同于欧洲的君主制度。显现出开明，并且法治的色彩。至少从制度设计上是这样的。

中国法律赋予皇帝无限的权力，但同时对这种权力也有制约，要求他克制和谨慎地使用权力。中国法律要求皇帝待臣民如慈父而非奴隶主。这种要求有强大的道德约束力。其次，律法也规定，朝中的每位官员都可以指出皇帝的过失并提出建议。

耶酥会士利马窦发现，中国皇帝只有在与大臣磋商或考虑过他们的意见后才能对国家大事做出最后决定。另外皇帝的所有行为都要被写入史书，这就使每个在乎自己名誉的皇帝有足够的警醒和制约。这一切，就足以区分是绝对的专制与否了。难怪伏尔泰、魁奈等人对这种制约君主权力制度的设计，而感到眼前一亮了。并有意让欧洲也采用类似的制约君主权力的制度了。他们了解到，原来中国的皇帝不仅不能为所欲为，而且还要以爱百姓为道德约束的。

另一位重要人物，创立“三权分立”学说的孟德斯鸠对中国的兴趣，四十余年中长盛不衰。这个时期，正是在华的欧洲传教士关于中国的礼仪之争达到高潮。关于中国的著述大量出版之时。马勒布朗施()、德絮基(De Surgy)、普阿弗尔()等学者有关中国的著作也出版于这个时期。这些有关中国的书籍，孟德斯鸠都有机会看到。

孟德斯鸠虽然没有机会来到中国，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他所接触到的有关中国资料，应该说还是比较丰富的。这为他研究和论述中国，并为建立自己的学说打下了基础。使他与伏尔泰、魁奈一样，被公认为十八世纪对中国了解最多的法国人。当然，孟德斯鸠是更理智看待中国的，并以批判为多的。

伏尔泰死后十年，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以及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将欧洲人的眼球拉回到本土，中国热逐渐消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