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德性进路与善并举的德桓公
导读
春秋时期最富盛名的霸主齐桓公和臣子管仲在历史上一直是比较有争议的人物，对他们的评价在中国历史哲学体系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先秦之前，有孔子论管仲“如其仁”，孟子有“以力假仁者霸”之言，荀子有“言羞称乎五伯”之论，他们都是站在各自的角度，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辩驳和解读。当然，在所处历史环境的不同，对齐桓公和管仲的评价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国朝贫弱之时，当权者往往将其思想称为功利主力，但是儒家德性进路是，造成对齐桓公和管仲评价产生分歧德主要原因。以孔、孟为代表德他们从心性之学的角度，从感情经验所体现德“仁、善”的开始，逐渐达到“至仁、至善”的境界，而荀子则从“性恶论”开始，强调礼仪教化对德行的意义，通过礼制教化以实现化性起伪，即改造人的本性，使之树立道德观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儒家学派的两条不同的路对评价齐桓公、管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先秦时期儒学的两种德性进路
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以性善论为核心理论的儒学体系，与以荀子为代表的以性恶论为核心理论的儒学体系，代表了儒学两种基本的德性进路。孔子在教授学生时，是就现实生活中呈露的仁、善的端倪当下体悟、体证仁之为人的本质，这是一条体证、践证的德性进路。
孟子继承了孔子儒学的德性进路，将“仁”与“善”并举，使儒家的德性观在理论体系上更加完备。良知、良能是人的本性中所具有的德性内容，这种德性内容不是通过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等逻辑推理方式而获得的，它本身是一种实存，这个实存通过本体所呈露的端倪渐次扩充而得以彰显。
孟子指出恻隐之心是仁、善所呈露的端倪，由感性经验所呈露的端倪渐次扩充可达致至仁、至善。既然人性的本质是仁、善，那么遵从人性善的原则即德性自律。
情孕育于性之中，是性的基本内涵。情与外界事物相接则表现为人的各种欲望，“情”歧出为“欲”是人性发展的必然趋势。
既然人的正常情欲必然歧出为贪欲，那么怎样才能私欲而实现人的德性价值？荀子认为人性“不足以独立而治”，即无法从人性内部找到贞定德性的根据。也正是从人性“不足以独立而治”的角度出发，荀子认为孟子的儒学就无法做出正确得解读了。
荀子认为要克治私欲必须在人性之外建立一套制约、规范人性的机制，即礼制。人的情欲浸润在习俗礼制之中，天长日久自然能改变人得习惯和转变人的内在精神气质。很显然，荀子与孔子、孟子的德性进路虽然不同，但仍然是殊途同归，使人最终成为德性的人。
孔子、孟子与荀子的德性进路均属于德性自律，只不过孔、孟儒学是从人性的本质意愿出发诠释德性自律，故而一旦领悟，则表现在德性行为上较为彻底且心悦诚服；而荀子则从外在的礼制的角度对人的行为进行制约，通过化性起伪的方式实现德性自律，德性自律的特征表现为德性行为上对外力的屈服及对德性行为的认可而产生的应然共识。而由于两派在德性路径的不同，因而在德性修为上强调的重点不同。
尊孟派的德性进路对评价齐桓公、管伸的影响
先秦时期以孔孟为代表的心性论儒学既称赞管仲“仁之功”，又揭示了齐桓公的霸业“假仁以霸”的本质。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候，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但孔子又说：“管仲之器小哉！”
孔子称管仲“如其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管仲不依靠战争而实现霸业，使黎民百姓免受战争之苦；二是齐桓公的霸业抵御了少数民族对华夏文化的侵蚀，维护了华夏文化的主体性及其发展的延续性。但是从德性进路的角度讲，孔子谓管仲“器小”，朱熹认为“器小”不能称之为仁。
孟子则从道德动机的角度揭示了齐桓公霸业“假仁以霸”的本质，从而否定了管仲之“仁”。在孟子的儒学体系中，王道与霸道有严格的区分，人性善是王道的理论基础。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此为王道。在孟子的儒学体系中，王道是一个由心性贯通至外王的完整体系，以此体系作为标准衡量齐桓公的霸业，其本质是“假仁以霸”。所以当齐宣王向孟子询问齐桓公的霸业时中国先秦儒家哲学的影响，孟子回答“不知道”就显得十分耐人寻味了。
两宋时期，程颢、朱熹、余允文等人是尊孟派的代表人物。尊孟派继承了孔子、孟子儒学体证、践证的德性进路，将道体与心体相贯通，形成了新儒学体系。尊孟派以心性论的德性进路阐释仁，仁是一个贯通了内圣外王的概念。仁既包含了心性论的内涵及工夫，又由内圣贯通至外王，涵盖了为政层面。朱熹在评价管伸时，提出要以德性动机作为评价桓、管的重要依据，明确要将“仁之功”与心性论意义上的“仁”严格区分开来。
朱熹对管仲“仁之功”的肯定与管仲之“仁”的否定，暗含着由于德性进路的不同而形成了对管仲霸业评价的不同结果。朱熹指出管仲的“仁之功”是从“智谋功力”中做来，此路径与儒学的心性论德性进路完全不同。
孟派的德性进路对评价齐桓公、管仲的影响
孟子的结论则完全不同，荀子将王道与霸道视为为政的不同层次。荀子曰：“义立而王，信立而霸。”义、信均属儒家德性理论的范畴。荀子多次将王道与霸道连称或并称，其意指即王道与霸道是为政的两个层次，而不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为政方式。
司马光、李靓是两宋时期疑孟派的代表人物，疑孟派基本遵循了荀子的德性进路。疑孟派在评价齐桓公、管仲问题上与尊孟派针锋相对，充分肯定了齐桓公霸业对维护周礼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霸道的经世致用意义。对人性的自然存在状态进行概括总结是疑孟派人性理论的共同特征。疑孟派的代表人物司马光认为人性是善恶混同的。
疑孟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李靓认为人性分为“三品五类”，司马光的善恶混同论与李靓的“三品五类”如同荀子的人性论一样，均在说明“性不足以独立而治”，司马光和李靓极力强调礼的教化及规范意义，将礼视作实现人的德性价值的决定因素。正是以此为立足点，司马光和李靓充分肯定了齐桓公、管仲尊王攘夷的霸业对于维护周礼的积极意义。
新儒学对管商功利主义的评价
以民为本是管仲为政思想的精髓。管仲民本思想的核心是以民作为国家的基石，通过民富、民强实现国家的富强。管仲的民本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改革具有深远的影响，主张改革的政治力量因为效法管仲的为政理念，他们的改革理论、思想被称之为管商功利主义。改革派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荀子儒学的德性进路，改革派与遵循心性论德性进路的新儒学阵营形成了政治上的对垒，两派之间相关变法的论战，反映在思想领域，本质上是儒学两钟德性进路的论战。
管仲的民本思想是以民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核心。民心向背是民本思想的关键因素，要获得百姓的拥护，君主必须使百姓的生活有充分的保障。此外，不能过分地使用民力，以免造成民力衰竭，国力衰退。管子的以民为本、民富国强的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改革具有深远的影响。
当一个朝代陷入积贫积弱的窘境时，执政者往往从管仲的民本思想中汲取营养，通过经济改革以实现民富国强。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变法是效法管仲民本思想而实现民富国强的最典型的例证。
北宋时期，自周敦颐、程颢、程颐创建新儒学体系之后，儒学心性论的德性进路逐渐成为儒学发展的主流。宋、明新儒学贯彻知行合一、内外贯通的宗旨，在德性修养与为政两个层面奉行内圣外王的理念，在成德的基础上，由内圣转向外王。内圣臻于完美处即天人合一，亦即达致天德，达致天德便可转向外王，即实施王道政治。
在新儒学的体系中，管商功利主义只是权宜之计。因此，新儒学的一些著名学者大都是站在尧舜之道的角度批判管商功利主义。朱熹则认为，当封建统治的机体出现问题时，执政者往往把眼光投向管商功利主义，以期改变积贫积弱的困境，这是管商功利主义兴起的主要原因。
朱熹同时指出管商功利主义并没有改变封建机体出现的困境，反而导致“国益贫，兵益弱”。很显然，朱熹应当是有所专指，即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是封建社会革故鼎新的一个典型的案例，也是评价管商功利主义的典型案例。新儒学学者从内圣、外王两个层面剖析、批判王安石的变法思想。
朱熹认为封建机体之所以出现问题，是由于部分官僚营私舞弊而造成内圣与外王割裂，中央部门正确的政令到了地方无法彻底贯彻。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还在于疏通政令，上下贯通。那么新儒学学者认为疏通内外、上下关系，实现由内圣转向外王，是解决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危机的关键因素。
诚然，新儒学学者对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危机的分析是恰当的，但是封建统治者对通过改革以疏通内外、上下关系，从而实现由内圣转向外王却表现出无能为力，这就是管商功利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革新变法面目出现的原因。
管商功利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封建统治者面临的政治、经济困境，但是，最终还是因为部分官僚的营私舞弊、贪赃枉法而无法取得完全成功，从而使封建社会的危机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这种恶性循环最终通过农民起义或者外族入侵，以推倒重建的方式得以解决。
结束语
客观地讲，新儒学学者的批评是切中管商功利主义的要害的。王安石变法之所以被学者诟病，这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在这一点上需要将管仲的民本思想与管商功利主义区分开来，管仲民本思想的核心是藏富于民中国先秦儒家哲学的影响，通过民富而实现国强；管商功利主义的目的是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而农民是在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措施中而获益的。因此，不能将管仲的民本思想与管商功利主义混为一谈，两者之间的界限是清晰的。
新儒学学者往往以管仲思想中的权谋理论来抨击管商功利主义，而事实上，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管商功利主义与管仲的权谋理论基本上是没有关系的。总之，管仲的思想与管商功利主义在新儒学学者的评价体系中相互交错，相互影响。
儒学德性进路的分歧及其影响不仅使儒家学者对道德价值观有不同的看法，还影响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现儒学德性进路分歧最典型的范例是儒家学者对管伸、齐桓公的评价，以及在不同历史出现的管商功利主义。
由于德性进路不同，儒家学者对仁政的理解也有所不同，正因为如此，两宋时期的疑孟派对王道与霸道进行量化分析，将霸道也视作仁政的范畴。坚持心性论德性进路的儒家学者主张在德性修养的基础上，由内圣转向外王，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将王道与霸道严格区分开来。
在中国封建社会，儒学的两种德性进路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都是客观存在的。当朝代陷入积贫积弱时，管仲的富国强兵思想往往以管商功利主义的角色出现在中国历史上，这实际上是对心性论儒学所标榜的王道政治的一种调整和补救。从这一点看，我们可以将管仲的思想与商鞅、韩非的思想严格区分开来，从而得出结论，即管伸的思想比较接近于儒家思想，甚至可以认为是儒学流派中的功利主义者。由此可见，管仲的政治、经济理论在中国古代史上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