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是公认的理学集大成者，也不能全盘照搬，传承发展

《三枣红楼谈国学》（总第171号）2

朱熹是公认的理学集大成者，思想体系庞大。他讲学于建阳考亭，被称为“考亭学派”。他的教学活动主要在福建，以他为主的学派又称为“闽学”。他死后半个世纪，被送入孔庙陪祀，他的思想被元、明、清几朝奉为正宗儒学。在明朝中期以后，也有很多思想家批判程朱理学。今天来看朱熹，要进行切实的分析，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照搬，要古为今用，传承发展，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后改晦庵，60岁以后又称晦翁。祖籍婺源（古属安徽徽州郡，今属江西婺源县）松岩里，生于福建南剑（今南平市）尤溪县城外毓秀峰下郑氏馆舍。他青年时中了进士。在50年中换了四个皇帝，他“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只是考察巡视九次，没有正经坐下来当个像样的官。在朝廷只有40天。为什么呢？就因为敢说真话。后来退居讲学于建阳考亭，被称为“考亭学派”。他教学活动主要在福建，学生也多是福建人，因此，以他为主的学派又被称为“闽学”。他死后半个世纪，被送入孔庙陪祀。他的思想被元、明、清几朝奉为正宗儒学。他的《四书集注》作为科举时的理论依据，统治封建社会后期几百年历史。他是公认的理学集大成者，著作较多（190卷），思想体系庞大。“其为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宋史•朱熹传》）

图1朱熹像（图片来自网络）

一、理气

宋明理学重视理气关系的讨论。《朱子语类》也是把“理气”放在卷首。朱熹认为理和道、太极是一样的，是抽象的概念。他说：“道即理之谓也”（《周子通书注》），又说：“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同上）。还说：“诚即所谓太极也”（《朱子语类》卷1）。诚是诚意、实在的意思，属于精神性。理、道、太极都是精神性的。

理和气的关系，朱熹认为：“太极生阴阳，理生气也。”（《周子太极图说注》）太极是理，阴阳是气。但他认为：“气虽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则此理寓于气了。”（《性理精义•性命》）理生出气以后，又寓于气中。后来理与气就不可分了。从根本上说，“天下万物万化，何者不出于此理。”（《朱子语类》卷65）“以本体言之，则有是理，然后有是气。”（《孟子或问》卷3）从本体即本原上说，先有理后有气。当他讲理气相依，不可分离，也没有先后的时候，是将气作为物质实体（即本体）看待的，而把理看做气运动变化的本因寓于气中。理相当于法则、规律。

总之，理是精神性的实体，在宇宙本原上，它派生气和天地万物。所以，朱熹是理一元论的客观唯心主义者。更多的时候，朱熹把理作为宇宙本因，以气为本体，那就不是唯心主义。

二、理一分殊

张载在《西铭》即《正蒙•乾称》中发挥儒家仁爱思想，提出“民胞物与”的主张，认为一切人都是自己的同胞，一切物都是自己的伴侣，都是天生的，都要加以爱护。这种泛爱思想受到程颐的高度赞扬。说它“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发明了什么呢？“《西铭》明理一而分殊”。朱熹在《西铭注》中说：“盖以乾为父，以坤为母，有生之类，无物不然，所谓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属，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则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朱熹认为，万物都是天地所生，这就是所谓“理一”。也就是说，一个道理。因此，他说：“天地之间，理一而已。”但是，世间万事万物都不一样，有大小差别，有亲疏等级，这就是“分殊”。他借用佛经的比喻“月印万川”来比喻理一分殊。天上只有一个月亮，地上万川都有各自的月亮影子。天上下雨，水是一样的，水落到地上不同地方就变成不同的水。落到河里成了河水，落到池里成了池水，河水、池水还同样是水。“物物各具此理”是“理一”，“物物各异其用”就是“分殊”。朱熹还将万物具备的理称为“太极”。因此，“理一分殊”的另一种说法是：“盖统体是一太极，然又一物各具一太极。”（《朱子语类》卷94）“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同上），本来又只有一个太极。

三、格物致知

《礼记•大学》篇载：“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里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宋代理学家称之为“八条目”。《大学》这一篇也被从《礼记》中单独抽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合称“四书”。而“四书”的地位与“五经”相当。

八条目中后七条，《大学》都作了阐述，唯有头条“格物”没有解释，当时也许以为特别通俗，无庸注解，而后人却分歧很大中国是儒家思想治国吗，从宋到近代有几十种解释。朱熹的解释是：格，是尽的意思。物包括事和物，主要是事。他说：“物，犹事也。”（《大学章句》）“盖天下之事，皆谓之物。” “物，谓事物也。”（《朱子语类》卷15）那么，格物就是穷尽事物的理。具体地说，儒家最急需“格”的“物”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文集》卷39《答陈齐仲》）。彻底认识客观规律，明白人际关系，讲授圣人言论，熟悉社会现实。这就是朱熹所谓“格物”的具体内容。如果以为格物就是去接触具体的草木器具，朱熹认为这怎么能得到学问呢？这就像“炊沙而欲其成饭”（同上）。煮沙怎么能成饭呢？朱熹认为穷尽事物的道理才是格物，所以格物本身就是致知，致知就在格物中，或叫“即物穷理”。他反对分开说，反对“今天格物，明天致知”的说法。

朱熹认为人性有无限的认识能力，只是有物欲干扰，所以受到迷惑。为了顺利进行格致，他认为需要“存天理，灭人欲”。天理人欲之辨成为理学家的一个重要论题。天理就是天下之公，人欲就是一己之私。天理人欲之辨成为公与私的矛盾。天理人欲也有相通之处，他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朱子语类》卷13）。要求美味是从饮食发展而来的，人欲就是从天理中产生出来的，所以“人欲中自有天理”（同上）。人欲也包含天理。

四、知行关系

朱熹的知行观主要有三点：

1. 知先行后。朱熹说：“义理不明，如何践履？”道理还不清楚，怎么能实行呢？这就是他所谓的“先知后行”说。像人走路那样，什么也不晓得，怎么走呢？对于这一点，过去有争议。实际上，从知识总体讲，从终极本原讲，认识来源于实践，但对于个人来说，认识主要来源于学习。朱熹讲的就是个人的知行观，知先行后，当然是对的。先上学后工作，这是普遍情况。

2. 行重知轻。朱熹说：“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朱子语类》卷9）他认为知行比较，行更为重要。学习道理的目的就在于行，不行就是跟没学一样。因此，他说：“工夫全在于行上”（《朱子语类》卷13）。行就是个人的行为，就是指封建道德的践履，也就是自己的心性修养和宣传封建伦理。

3. 知行相须。朱熹讲了知行先后轻重以后，接着又讲二者互相需要的关系。实际上这是综合论述。上面两点孤立地讲，很容易陷于偏颇。朱熹说：“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朱子语类》卷9）知行和足目的关系一样，是相须的。孤立、偏颇，都不好。朱熹的后学者强调知先行后，义理不明，不能践履，义理难明，终身无法践履，导致了只说不干的倾向。王夫之批评这种倾向是“先知以废行”（《尚书引义•说命中》）。知先行后，离开知行相须，就容易产生偏颇，而成先知以废行。

五、一分为二

最早提出“一分为二”的是隋朝名医杨上善。他认为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是“一分为二”，一是道，二指天地。后来，北宋时代的邵雍在《观物外篇》上讲太极演化成八卦，八卦派生万物时说到：“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这是指太极八卦产生六十四卦。朱熹谈到太极演化成八卦时，发展邵雍的思想，他说：“此只是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无穷，皆是一生两尔。”（《朱子语类》卷67）朱熹对一分为二的无穷性、事物无限可分性作了明确的论述。后来，王夫之对此提出异议，认为邵雍、朱熹的“破作两片”的说法，是“猜量比拟，非自然之理也”（《思问录外篇》）。例如，老与少就不能截然分开，一人之生有老、少，不能分为两人。从少到老，是渐变过程，没有老、少的明确界限。他又说：“时自四也，行自五也，恶用截鹤补凫以必出于一辙哉！……天地非一印板，万化从此刷出，拘墟者自不知耳。”（同上）四季五行都不是“一破两片”，世界万物是复杂的，不是只有一种模式。思想狭隘的人是不明白这个道理的。

六 、理学的影响

朱熹在生前有一定的影响，但只是作为一个文人中国是儒家思想治国吗，还常受打击，甚至被指为所谓道学， “伪学”。他与许多哲学家的命运一样，死后名气才逐渐大起来。对于统治者来说，其人不可用，其学有大用。朱熹死后半世纪，南宋理宗宝庆三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淳佑元年正月，理宗下诏让朱熹和周、张、二程“从祀孔子庙”。到清康熙时代，朱熹从东庑先贤之列升入大成殿“十二哲”。

元朝恢复科举，决定用朱熹的《四书集注》来考试文人。明清两代也以朱熹的思想为科举的标准答案。清康熙在《性理精义》的序中说，他学了理学，“玩味愈深，体之身心，验之政事而确然，知其不可易。”认为理学是修身治国的指导思想，经反复检验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不可改变的。康熙在《朱子全书》的序中说：“朱夫子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虽圣人复起，必不能逾也。”朱熹已经发现了绝对真理，亿万世也不会改变，以后再有圣人诞生，也一定不会超过朱熹。这叫把话说绝了。程朱理学讨论的理主要是管理社会的理，属于政治哲学，一小部分讲宇宙之理，大多是为治世之理张目的。因此，统治者才会如此感兴趣，而备加推崇。

一切理论被当做指导思想看待以后，往往会因僵化而变质。程朱理学也不例外，在明朝中期以后，很多思想家就开始批判理学的弊端。理学家把天、气都归结为理。李贽提出诘难：天子祭天，是否就是“祭理”呢？理是人人同具的，为什么老百姓不能參加“祭理”活动呢？这些“理”劳民伤财，还不如无理（《焚书》卷3《鬼神论》）。理学家说儒学自孟轲以后不得其传，宋儒又复兴儒学，成为道统的正宗继承者。李贽提出疑问：汉唐盛世却没有传道者，有传道者的宋代却“奄奄如唾绝之人”（《藏书》卷32《德业儒臣前论》），两相比较，有传儒道者还不如没有传儒道者。李贽从政治盛衰来评论理论价值有其高明之处。但是朱熹在宋代并不那么吃香，宋代衰弱与朱熹理学没有直接关系。没有掌握政权的教师怎么能为政治衰败负责任呢？

另外，如罗钦顺、王廷相、王夫之等都主张气一元论唯物主义宇宙观，他们认为理只是气的属性，理在气中，“气外更无虚托孤立之理”（《读四书大全说》卷10）。如果理和气既分先后，又比轻重，完全是两个东西，那就是“气外有理”了。王夫之等人对朱熹的“理气”说的批判，是有力的。强调实文、实行、实体、实用、实绩的颜元，认为理学家说的只是空言、浮言，“浮言之祸，甚于焚坑”（《四存编•存学编》）。戴震是一个博学者，他认为理学家“以理杀人”比酷吏以法杀人更残忍。在天理人欲问题上，戴震认为天理存在于人欲之中，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是“忍而残杀之具”（《孟子字义疏证》卷下）。被这种理杀死的人，连同情的人都没有。以后，批判理学的人就更多了。谭嗣同要冲破理学设下的网罗。鲁迅、郭沫若、茅盾也都是极力批判理学的名人。

对于一种理论的评价，不能仅仅用社会效果和现实的利害作为唯一的标准，还要分析这种理论的历史意义和理论价值。中国学术界经常有这么一种情况，对历史上的人物或思潮，往往都从自己的义愤出发进行严厉的声讨和批判，既缺乏历史的观点，也缺乏理性的分析。当然，中国传统势力极大，思想压制特别严重，没有这种猛烈冲撞不足以冲破传统的罗网，不足以移风易俗。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当时批判封建礼教的勇士们的激烈态度。到现在，需要深入清算传统思想的时候，只有义愤已经不够用了，而更需要冷静的理智的分析。近代、现代一些学者认为宋儒讲心性修养，是亡国的重要原因。也有学者如贺麟认为朱亡的主因是国策有错，宋儒责任甚轻。对于如何复兴民族，贺麟也认为要发扬光大宋儒爱民族、爱民族文化的哲学，即理学。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要批判理学，拋弃理学，脱胎换骨。现在有的人对传统思想是什么还弄不清，就说要全盘否定。他们不知道这种全盘否定正是传统中比较糟糕的部分，或者说是一种最坏的传统，偏激的传统。在向西方学习中也存在一些值得研究的现象。例如，在青少年教育中，中国和美国有很大差别。究竟哪一种好呢？有一些中学生想玩不想学习，在父母和老师的管教下感到不自由，要脱离家庭和学校，自己去找工作。把工作想象为自由的天地。经过若干年的挫折以后，感到缺乏知识不行，然后重新学习。西方成人教育也就因此而很发达。这好还是不好呢？朱熹的知先行后，先学习后工作，好不好呢？或者各有利弊？这都是需要研究的。

总之，对中国的传统，与对西方文化一样，都要进行切实的分析，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照搬。现代中国人应当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汲取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成果，创立自己的新文化，创造有民族特色、有时代特点的崭新的文化。

来源：周桂钿. 中国传统哲学（第2版）[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162-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