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家思想创立时间 云南大理６７２３４５（２９９）
（大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大理６７１００３）［摘要］儒家思想从产生到百家争鸣，一直到西汉时期成为中国专制社会的官方统治思想，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结果。这其中固然有儒家思想能够适应当时环境并受到统治者喜爱的原因，但在这背后的深刻原因则是儒家的通权达变和与时偕行的思想在支撑着儒家的思想学说风风雨雨一路走来，并最终战胜各家独占鳌头。［关键词】儒家思想；通权达变；与时偕行［中图分类号】Ｄ６４［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３４５（２００９）Ｏｌ一００７２一０４Ｒｅｖｉｅｗ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Ｔｈｏｕｇｈｔ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ａＬＥｌＸｉｎｌａｉ（ＳｃｈｏｏｌＭａｒｘｉｓｍ，Ｄａｌ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Ｄａｌｉ，Ｙｕｎｎａｎ６７１００３，Ｃｈｉｎａ）（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ａｄｂｅｃｏｍｅｆｅｕｄａｌ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ＷｅｓｔｅｒｎＨａｒｔＤｙｎａｓｔｙｓｉｎｃｅｉｔｓｂｉｒｔｈｈｕｎｄｒｅｄｓｃｈｏｏｌｓｔｈｏｕｇｌｌｔｃｏｎｔｅｓｔ．Ｉｔ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ｃｏｕｌｄａｄａｐｔ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ＷａＳｈｅｌｄｆｅｕｄａｌｒｕｌｅｒｓ．Ｉｔ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ｃｈａｎｇｅｔｉｍｅｓｇｏｉｎｇ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ｕｒｖｉｖｅｄ０ｔｈｅｒｓｃｈｏｏｌｓｅｎｄ．［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ｔｈｏｕｇｈｔ；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ｙ聃ｔｉｍｅｓｇｏｉｎｇ；ｇｏｉｎｇｔｉｍｅｓ长期以来，不少人认为，孔、孟儒家学派在政治上是保守的、迂腐的。
本文针对这一观点，着重论述了孔、孟儒家学派政治哲学中的权变思想，指出他们的言论中闪耀着政治智慧之光，这是政治思维中辩证法的反映。孔子所创立的以孑Ｌ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在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中有着杰出的贡献。其中，对政治哲学的创立是应当给予特殊重视的。而在政治哲学中，儒家的权变思想体现着中华民族高超的政治智慧。就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发展过程而言，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居于主流地位。“权变”思想作为儒家政治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说明儒家是中国古代具有辩证政治思维方法的政治活动家，显示了政治策略上的灵活性。汉代在总结秦速亡的历史经验教训时，深深地认识到打天下与治天下、守天下的不同。经历史的选择，儒家学说受到从未有过的重视。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政策截然相逆。本文将截取上起春秋时期的孔子，下至西汉中期的董仲舒这～时期的儒家代表性人物的权变思想进行论述。之所以做这样的截取，主要考虑到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而董氏是将儒家学说送上官方意识形态宝座的里程碑似的人物。１儒家权变思想的渊源及其基本内涵晚周秦汉之际，社会转型异常激烈，价值观的冲突加剧，制度创新、观念突破成为一时的潮流，【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１０－１３【作者简介］雷信来（１９７６－－），男，安徽霍邱人，讲师，主要从事古代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研究．７２“权变观”既反应了这种时代大潮，也是对这种潮流在理论上的总结。
通训定声》：权“假借为悬”，悬即是称锤。权的本意就是称锤，称锤随物之轻重而移动变化，故又引申为权衡、权变、变通，与经相对而言。反经为权是公羊家的独创。用现在的话讲，经是原则性，权是灵活系辞》注云：“权，反经合道必合乎巽顺，然后可以行权也”。高诱《淮南子》注云：“权，因事制宜，权量轻重，无常形势，能合丑反善”。赵岐《孟子》注云：“权者，反经达权”，“执经达权”就是一方面要把握永恒不变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又要因应瞬息万变的内外环境，当变则变，左右逢源，无往而不通。儒家经权观流传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其思想精华仍可与现代西方权变观点相媲美。儒家重义，这是普遍接受的看法。在儒家学说中，“经”是指义（道德原则）的至上性与绝对性。不过，义也被赋予了一定的理论张力。“权”便是指道德原则在具体情景中可以作合理的变通。人存在于世，所遭所遇，总是有一般道德原则难以处理的一面，所以儒家注重“通权达变”。可见“权”是指遇事要先权衡利弊、分别轻重缓急，采取灵活变通的方法，使事情办好、办成功。从儒家的言论中，还可进一步看出，“权”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它是反对绝对化、极端化思想的，要求在比较中全面地看问题、适度地提出自己的主张。
“时”这个概念，如果与“权”联系起来，是指遇事要善于审时度势，顺应时势，采取不违背大原则的变通处置办法。“权”与“时”两者的结合，就是儒家政治哲学中的精华之一，即通权达变思想，也就是通常说的“权变”思想。２孔子、孟子、荀子的权变思想“权”这一概念是孑Ｌ子首先提出来的。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在此，“权”被孔子放到了最高的地位。“权”的灵活性在孔子的言论中多有表述，表现在生活上：“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２）。表现在处世原则上，《论语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表现在君臣关系上：“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可见，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孔子都主张要判断具体的情况，做到通权达变，适时进退。对于“权”，孟子有更明确的阐述：“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３］。这里明确提出“权”的原则，“执一”就是拘守规范不知权变，“执一无权”必然导致一般规范的僵化，并使之难以应付复杂的社会生活，反过来限制了规范本身的作用。作为原则的实际变通，“权”的基本要求是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孟子举例：“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授之以手者，权也”（《盖子娄上》）。
礼规定男女之间除夫妻之外不能直接接触，但在某些情况下，如嫂不慎落水，则可以不受这个限制。所以，对当时所处情况的具体分析构成了灵活适用原则的前提。孟子认为杨朱的“为我”和墨子的“兼爱”都是“执一”，即都是一种极端主义主张。他赞成子莫的“执中”态度。但是孟子也指出子莫的“执中”，却不懂得“权”，最终也还是要走向极端一执一。苟子对“权”也有独特见解。他说：“物至而应，事起而辨，若是则可谓通士矣”（引。善于应物为“通”，而能够在具体境遇中，面对世界成功应变的人就可以说是“通士”了。这个论述表现了苟子对境遇中具体权变的注重。苟子曾经从君臣关系、亲子关系的角度论述了忠孝原则的可变通性。关于“事君以忠”，苟子比孔子说得更具体：“比干、子胥忠而君不用，仲尼、颜渊知而穷于世。劫迫于暴国而无所辟之，则崇其善，扬其美，言其所长，而不称其所短也”［５】。这就是教人如何在身陷暴国，面对暴君的情况下明哲保身的办法。在“达权”和“执经”两者之间中国儒家思想创立时间，我们看到了儒家对“达权”的重视。但是必须明确的是，儒家并不因此把“执经”置于次要地位，相反，他们把“经”看成是至高无上的。孔子贵仁、贵礼，仁道构成其最基本的道德原则，这一原则时刻不能违背，即：“君子无终食之间 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 道的外化就是礼，仁与礼尽管有内在与外在之别，但作为普遍必然之“经”这一点上并无区别。
当颜渊 问仁于孑Ｌ子时，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 勿言，非礼勿动”（《论语 颜渊》）。人的一切言行举 止，都纳入了礼的范畴，非礼之所至不能为。可见仁 和礼是无条件的绝对命令，孔子是坚信道德原则的 至上性的。 在孟子那里，“权”与“经”相互联系，但似乎 ７３ 总第６１期较翕科学大理学院学报 “权”在总体上还从属于“经”。上文曾引述孟子关于 “执中无权”的一句话，虽然强调不能“执中无权”， 但“权”已或多或少被视作维护最高规范的手段。孟 子之反对“执一”，只是由于它将导致“贼道”。“权” 的主要作用在于通过各种具体规范的适当调整使 道的运用更完善。“权”是反经合道而绝非离经叛 道。在早期中国哲学史上，孟子是一个典型的卫道 士，对道的至高无上性是始终坚守不移的。 苟子似乎很重视个体在境遇中的应变了，但他 肯定在境遇中道德原则的变通，同时强调了特定境 遇中的灵活应变，不能完全离开一般的规范。他说： “宗原应变，曲得其宜，如是然后圣人也”（《苟子 十二子》）。“宗原应变”就是一般原则尽管可以视具体情况作合理变通，但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否定原 则本身。道德原则固然可以加以调整，但其中有一 以贯之的稳定方面，构成了灵活应变的根据，如果 不以“执经”为前提，应变过程就难以适当展开，也 由此可见，儒家十分强调道德原则的至高无上性和绝对合理性，同时也不反对在具体境遇中的灵 活变通。
他们的“经”与“权”并不是绝对对立，而是 “执经”与“达权”并举，可称之为“经权合一”。 ３《易传》的权变思想 《易传》这本书，它写作于战国，在秦火中得以 保存下来，以应变为政治思想的核心，易在思想上 最显著的特点是研究变。“阎户谓之坤，辟户谓之 乾。一阖一辟为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易经 辞上》）。坤象征着地阴秋冬，乾象征着天阳春夏。秋冬之时，宇宙之门闭，万物人藏。春夏之时，宇宙之 门开，万物开放。宇宙之门一闭一开，万物一人一 出，叫做变。闭开入出，往来不穷，叫做通。天地自然 在变，人事也在变。“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蕃息］” （《易传 彖传》），“与时偕行”（《易传 文言》），《易 彖传》上说“时止”，“时行”，“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易传 系辞下》也 说：“变通者，趣时者也”，这里所言的时止、时行是 指人的行动应随时间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变化中 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叫做“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这里所说的“久”并不是永久不再变更，而是一个循 环的结束，继“久”而来的又是“穷”，又进入新的循 环周。“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一个极其光辉的 命题，它在具体的事物范同内，总是以变的观点考 察一切，把变化的思想运用于政治，可称为应变政 ７４ 《易传》虽然强调应时应变，顺乎自然，但不是消极的，相反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
《易传 系辞上》 说：“化而裁之谓之道。推而行之谓之通”。这里的 “变”，“通”不同于自然本身的过程，而有人的因素， “化”而裁之的“化”指自然，“裁”指人为，指顺自然 而用人力制裁。《易传》认为自然有变革才分出四 时，循环不已。人事到了一定的时候也必须变革才 有出路，正像《易传 彖辞》在解释“革”卦时所说： “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易传》从事物变革的观点论述了社会朝代更替的 必然性。在中国历史上是《易传》第一次提出了“革 命”这一概念，这一点对以后的政治思想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 ４陆贾的权变思想 赫赫的秦帝国是一个短命儿，它的速亡给人们 留下了诸多令人反思的课题。汉初的朝野各方从不 同的角度出发，对秦朝的这场恶梦不断进行反思， 从而在思想上又出现了一个相对活跃的时期。汉初 政治思想的大致格局是：一方面统治者明倡黄老、 辅以儒家、暗用法家；另一方面，儒、道、法三家又互 相攻讦和斗争。儒家思想在西汉前期面向实际，积 极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为己所用，得到了新的发 展。尽管汉初几位帝王对儒家并不那么看重，但儒 生们孜孜以求，奉献治策，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汉 朝统治者的理解，同时也造就了儒家又一个著名的 权变者——陆贾。
刘邦起于草莽，以武功为上，对儒生的迂论颇 为反感。一次骂陆贾“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 《书》！”陆贾反驳道：“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 乎？且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 刘邦哑口无言，自识见短，随即请陆贾“试为我著秦 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６ 道理。刘邦就面有愧色，他说那你把你说的那个都写出来，结果陆贾写一篇，刘邦看了以后，就拍案叫 好，他连写了１２篇，那就是有名的《新语》十二篇，后 来就成了刘邦的施政纲领。 陆贾的历史观是进化的，他提出，治国的圣人 高明之处就在于能“统物统变”（《新语 谓统物，就是悉查天文、地理、人事，做到“天人合策”；统变，就是根据情况的变化，应时举措，不墨守 成规。“统物统变”不同于成法，从实际出发的思想， 对汉初统治者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譬第６１期薯信来沦中国古代蕾家ａｇ权娈甩葱 ５董仲舒的权变思想西汉中期，国力渐强。汉武帝意欲有所作为，要 求寻较之黄老“清静无为”更适宜的政治指导思想。 于是董氏公羊学应运而生，儒学被定为一尊。其后 虽然出现过一些争论和反复，但经过汉元帝进一步 崇儒，终于巩固了儒学在政治思想领域的主导地 位。
这里我们必须介绍一下儒学发展史上又一个里 程碑式的人物——董仲舒的权变思想。 董仲舒将他所崇尚的政治原则称为“道”，“道 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认 为道是万世不易的永恒法则。他的名言是：“道之大 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 董仲舒传》）。 然而，政治运行本身千变万化，三代以来，改朝换代 已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怎样才能解决原则与变化着 的现实的矛盾呢？董仲舒提ｍ经、权、更、化等命题。 他说：“《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春秋繁露 竹林》）。“天之道，有伦、有经、有权”（《春秋繁露 阳始终》）。“常”或“经”指事物的根本法则，“变”或“权”指对事物运行发展的应变和调节，“变用于变， 常用于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春秋繁露 林》）。其中，经是根本，权是补充，应变的范围和程度是有限制的。调节有两种形式，最重要的有两种， 一是“更化”，二是“有道伐无道”。“更化”是指某种 制度形式上的调节，“有道伐无道”指的是易姓更 王，君权交替，这为中国封建时代频繁的王朝交替 找到了合理依据。董仲舒的经、权、更、化思想是汉 代统治阶级政治成熟的表现。儒家政治伦理经过董 仲舒的一番加工，更具原则的坚定性与调节的灵活 性，增强了统治阶级的政治应变能力。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确认识到，儒家 思想带有普世的人伦道德色彩和深远的人性关怀， 它强调温和的政治、和谐的秩序和完善的人格，这 一点与法家和墨家不同。因此，法家、墨家的消亡与 儒术独尊同样都是不可避免的。以孔、孟为代表的 儒家学派，其权变思想渗透着辩证法的政治思维方 法。它揭示了政治行为的特殊性、政治关系的复杂 性和微妙性，并基于对政治现象的这种认识，对恰 当处理现实政治生活中的特殊矛盾，提出了种种各 具特色的、极为现实的、非常明智的策略。实事求是 地说，儒者善于权变者居多。叔孙通制定礼仪使朝 廷上下尊卑秩序得到整理，皇权得到了确认；汉文 帝时博士们奉命撰写《王制》，构造了一个地域分 明，属地权利和责任十分明确的秩序，国家民族的 观念得到加强；张苍用五德终始理论和天象历法知 识，为汉家确立律历，从宇宙论上为汉家统治找到 了合理性的依据；最终为儒家学说重建或奠定庞大 的理论框架中国儒家思想创立时间，并使之转化为国家民族意识形态的大 儒，则是董仲舒。也就是说，儒家学说通过一系列儒 者的权变策略，获得了统治阶层的好感和青睐。汉 代之所以独尊儒学，说到底是因为儒家学说的精神 实质是一种安身立命之学，是求社会安定团结之 说，符合中国血缘宗法社会长治久安的政治需要。
因此，从西汉武帝时期起，儒家学说一直被专制王 朝奉为官方学说。 儒家思想是一个开放兼容并包的体系，当然不 可否认的是它也有很浓重的保守的成分，如刘泽华 先生认为：“儒家难以进取而利于守成”［ｓ】。但它能 在时代的洪流中生存发展下来，这与它的兼容并蓄 取百家之长为我所用的内在特性有着不可分割的 关系，同时这也是它的权变思想的具体表现。儒家 学说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始终能以海纳百川的宽广 胸怀，不断吸收、融汇阴阳、道、墨、名、法以及道教 等本土文化，而且大胆地吸收、融合外来的印度佛 教文化，与时权变，转换自己的具体理论形态以适 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如果它不能相时而动，一味地 抱残守缺，相信它也不会有这么久远的生命力，更 不会有儒学的复兴。儒家的权变思想，尽管存在着 某些局限性，但毕竟是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因此， 它对于发展现代政治哲学，克服我们在政治思维方 面的弊端是有宝贵价值的。多少年来，人们对于儒 家思想的批评多于赞扬，但他所蕴含的权变思想是 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参考文献］ ［１］李泽厚．论语今读（Ｍ］．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２３６． ［２］大师经典文库．论语［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１９９８：１０４． ［３］陈器之．孟子通译［Ｍ］．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４５５． ［４］高长山．荀子译注（Ｍ］．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４３． （５］章诗同．荀子简注［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３１５． ［６］司马迁．史记（第８册）［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２６９９． ［７］班固．颜师古注．汉书（第８册）［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 ２４９９． （８］刘泽华，葛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Ｍ］．天津：南开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１：３８． ７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