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翻译成英文版的中文经典哲学著作
安乐哲，1947年生于加拿大多伦多，国际知名汉学大师。现任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夏威夷大学和美国东西方中心亚洲发展项目主任、尼山圣源书院顾问、世界儒学文化研究联合会会长、国际儒联副主席。学术研究范围为中西比较哲学，主编《东西方哲学》《国际中国书评》，著有《孔子哲学思微》《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期待中国：探求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叙述》等。2013年，荣获第六届世界儒学大会 “孔子文化奖”。2016年，荣获第二届“会林文化奖”。
我一生中经历过不少非同寻常的事情，其中之一便是中国的崛起和复兴。大约三十年前，人们在阅读《道德经》时一般会使用成书于公元1000年左右的宋代版本《道德经》。当我们着手翻译《道德经》时(我和我的研究生们曾集体翻译过该书)，我们借鉴使用了可以上溯至公元前300年左右产生的一个版本中国传统儒家伦理，这远比上个版本要早1300年左右。那时，亚历山大大帝刚刚去世，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正在学园里漫步思索。在我们将《道德经》翻译成英文的一年后，这本英文版的中文经典哲学著作又被马上译成了中文面世并出现在了中国的书店里。
对此，我们想知道，为什么中国人会如此迅速地将一个老外对中国文化经典之作的理解和诠释译成中文呢?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难道是因为西方学者能比中国人更好地理解中国及其传统文化吗?恐怕不是这个原因。因此，一定有其他的原因促成了他们的翻译工作。
这些年来的考古新发现正是一个促使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解读的因素。于是中国传统儒家伦理，过去的一二十年里，我们把很多中国经典之作翻译成了英文，这也是我之所以能在今年荣获“孔子文化奖”这一奖项的原因。考古发现固然让我们的翻译工作获益匪浅;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摒弃以往的那种理解中国的老旧方法。
我们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停止将中国文化随意地、不负责任地塞进西方哲学的框架中，不再把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相遇视为其被定义的命运。中国哲学之所以被称为是一种哲学并非由于我们居高临下的定义，而是缘于其自身的特质。我们必须试着从中国哲学本身出发去理解它。
下面我想集中谈一谈我最新的研究，我称之为“儒家角色伦理学”。西方人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时的“挪移做法”(如果这个词语合适的话)仍在进行。例如，他们会讨论：儒家思想是穆勒式的实用主义吗?它是否同于亚里士多德所讲的美德?这里面其实存在着理解和诠释的不对称。因为我们从不会思考：穆勒的思想属于墨家吗?我们也不会追问：亚里士多德对“天”的看法如何?我们从来没有反其道而行之，似乎一切都得依据我们的视角和观点而不是中国的立场来看待。而我打算论证的是，儒家哲学其实始于一个与西方哲学相比根本不同的“人”的观念：前者对“人”的概念的理解是关系性的，而后者则是分离的、独立的。后者对“人”的理解在西方文化传统里可一路追溯到毕达哥拉斯，他曾讨论过灵魂不朽的问题。之后，柏拉图的《斐多篇》和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都曾探讨过类似的话题。所以，把人视为独立的个体这一思想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可谓根深蒂固。直至今天，当我们谈到“人”时，仍然会将其比作瓶子里的各色弹珠和抽屉里的各种汤匙，意味着人都是独立的、不相联系的，我们都是自足的个体。
对儒学来讲，一个人怎么样才可以成为一个完满的人呢?这是一个在四书里被反复问起的问题。从孔子开始，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从道德、美学并最终滑入宗教的角度进行的：只有通过修行各种内在而又复杂的关系——它们构成了人之初的多重身份，也确立了人在家、国和天下里的生命轨迹，人才可以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修身”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但它不是西方传统的“认识你自己”，而是“实现你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