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论仁故的政治思想，必先要了解「仁」

孔子论仁

故要了解孔子的政治思想，必先要了解「仁」。仁之含义极复习，各学者对仁之解说亦有异。蔡元培认为「统摄诸德，完成人格之名」[8]。梁启超则更进以「同类意识」释仁，他说：「仁者何，以最粗浅之今语释之，则同情心而已。」[9]钱穆则认为「仁者从二人，犹言多人相处也」。[10]以上诸说，可谓对「仁」一字作了多面的解释。但我们亦不应忽视孔子言仁之出发点为「当下之自我」。[11]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2]、「我欲仁，斯仁至矣」[13]，此乃言仁之重点也。

仁是孔子整个学说的核心，则正名是孔子政治哲学的起点。

其次，孔子要正的是正名分。正名分者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8]君应守其分，臣应守其分，各尽其应尽之责，勿殒勿越。而达至「君使臣以礼，臣使君以忠」。[19]否则，则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栗，岂得食诸」。[20]

在正名的内中，其中一项是针对君主的，可曰之「正身」，即为政者必先以正其身为基础。论语颜渊章：『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政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孔子曾对此作了一比喻：「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又言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中国儒家讲的是仁，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21]。由此可见孔子对主正身之重视。

从这里一则可见到孔子乃重「德化」而非「刑罚」，故上行正身，足以收不令而行之效。其次，从孔子所提之正名内容观之，孔子之正名，乃上级较下级更为重，使君主有不可任意逃避责任。这明显对君主的行为作了道德的规范。

毫无疑问，孔子提出正名是为了维持旧制度，旧秩序。但我们能否因此而推出孔子乃是「封建集团的集『大成者』」[22]。若从孔子的出身而观之，有学者认为孔子乃是「从其没落主自身地位和利益出发，对西周社会，不但寄与不少的回忆，而又认为那是唯一合理的政治制度」。[23]若从这个角度(从其没落封建主自身地位和利益出发)而观之，孔子确是封建集团的集大成者。但孔子正名的前题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吗？

除了正名外，孔子的另外一个重要政治思想是德与刑。论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8]这段话中的德：即依祖宗传下来的规而思想。刑：即是依祖宗传来规范而树立治度，对于违背此法者加以制栽。孔子所指出德与刑的理论，是远承氏族时代「明德」与「明刑」之古训。[29]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30]由此可见，孔子之提倡德治，是相当明显。若将其中德治细分，则可分之为四点：

一、圣君。孔子推崇的是尧、舜、禹、汤、文王和武王，他们的德行皆为圣人。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31]、「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32]孔子曰：「舜其大考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下」[33]。孔子认为行德治之首要条件，便是贤者在位，亦即要有圣君。

单依靠圣君治理国，略有不足，故孔子主张以贤才以为辅。即德治的另一内容是任用贤人。孔子曾称赞尧、舜、禹及武王任用贤人。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中国儒家讲的是仁，其可谓至德也已矣。」[34]可见孔子对任用贤人的重视。另孔子亦有观察人材的方法，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叟哉？人焉叟哉？」[35]、「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36]。在数千年前，孔子以这种客观的观察方法来评定贤人与否，可算是相当不错。

德治的另一面是教化。教化可分一、以身作则，二、以道诲人，三、教育人才。孔子尤重视前者，盖政事尽于行仁，而行仁以从政者之修身为起点[37]。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38]、「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39]。即在上位者以德化民，而不以力服人。

二、便是以道诲人，即教化。孔子相信「性相近，习相远」[40]。只要透过教化，便可使民「有耻且格」[41]。故孔子多授弟子以培养个人之品格为目的，并教以化民成俗之术42。

三、是教育人才。孔子所开创之「教化集团」[43]，以六艺作为教材来训练其学生，使其「立于礼，成于乐」[44]；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45]均以政治为其主要内容，并是一个向各国国君及诸侯供应人才之大本营。可见孔子并非一个空有理论之士。

与德相对的是「刑」。孔子是重德不重刑。孔子有这思想，一方面是由于孔子有天下归仁之理想，故推仁德以爱人，教化人。而不是用刑来控制人民。孔子更知道刑政虽为人民所畏，但只能治标，使「民免而无耻」。而行教化，则是治本之法，可使民「有耻且格」。所以孔子说：「『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媵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46]。不过，我们不能因此而说孔子完全否定「刑」。孔子也知道：「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47]正如上述孔子之主张，他只是较重德而已。

孔子对刑尚不重，对凡言杀戮与军旅之事皆反对。论语颜渊中有言：『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另论语卫灵公：『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由此可见孔子德治主义之彻底。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孔子言仁，仍多限于个人或君主之修身，而仍未能将仁加以扩开去，使仁这德行开展出仁政。孔子之言德治、教化、仁人（有德行之人）辅政及反对军事杀戮，已可看出以道德下开于政治之上的端儿，但其对「德治」的设想仍是比较笼统[48]，故仍未能在政治上落实下来。孔子之不足，则留待其后继者孟子之大力提倡仁政，才得以完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