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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思文与儒学结缘的还原与伦理思想的关系

罗思文(Henry Jr.)1934年出生于美国芝加哥,父亲是芝加哥印刷工会成员,弟弟是美国最老派的激进劳工出版社——查尔斯·科尔发行公司编辑。浓厚的左派家庭氛围对他影响很深。18岁,他参加朝鲜战争,第一次来到“东亚”,第一次深切理解了战争的疯狂。回国后,罗思文进入伊利诺伊大学读书,并于1967年取得华盛顿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主要研究逻辑、语言和禅学。1972年,罗思文担任《东西方哲学》杂志的书评编辑工作,为推动东西方哲学思想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1982—1984年,1993—1994年,罗思文曾两次在复旦大学出任福布莱特高级教授。

儒家经典的翻译

西方人与儒学结缘,首先体现为对儒家经典的翻译。对罗思文而言,翻译问题其实是讨论现代英语对古代汉语的转译。古代汉语音形兼善,依据语境,词性流转极为频繁。所以,他主张古代汉语是一种分析的语言,其基础是“事件”而非“事物”,无需进行专门的性、格、数等概念区分,而是要重点关注事件与事件之间的联系和互动。这就要求,翻译时一方面要将这些联系、互动的动态机制和过程尽可能复原,后者具体而言是语义、语法和语音三种性质的多重组合;另一方面还应把相关注释也看作文本自身的组成部分,通过文本和注释的相互证成,使得事件发生的语境也可以被还原,从而有助于更准确去把握经典文本的真正意义。

除了机制和语境的还原,概念的选用也非常关键。在罗思文眼里,儒学本质上是“伦理思想”,完全不同于西方人惯常理解的道德知识和道德哲学,所以在概念上自成体系,其中有几个词项最为显要,即天、仁、义、礼、知、孝。对它们的翻译,罗思文认为应当秉承其本身的多元内涵,不能用英语里的某些概念强制性替换,必要时候不妨选择音译和解释并行的策略。

在罗思文看来,翻译既然是在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就无法避免误解。预防、消除误解的方法,不能完全依靠现代语言学的那些偏重技术的手段,同时也应当在儒学中发现更周到的“方便法门”。那就是采用中国传统治学中堪称典范的方式,比如感通(一方的行为感动对方,从而导致相应的反应)、涵泳(对文学艺术鉴赏的一种态度和方法)等,同时借助天地自然间发生的各种“象”的启示,格物致知、周而复始,不断促人由迷途而知返。

儒家角色伦理学

西方人进入儒学,重要的不是寻求趋同,而是重视差异,即利科所说“差异是理解的开始”。在罗思文看来,儒学之所以异于西学,在于提出了以家庭为本位的集体社会思想。真正的个体不能千篇一律,而要追随生活境遇的变化适时调整自己的角色,因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描述了人一生面相的总和,于其中动容周旋,才能够进化成长为君子的形象,人生意义才可以广布而远播。他们对施于自身的责任,怀有非同一般的虔诚,愿意为之蹈水火,乃至杀身以成仁。在《反对个人主义》中,罗思文感叹道,“儒家可以说颇具宗教之实,只是其传统里不曾有踽踽独行的僧侣、隐士。诸人争行,从而方有大道通衢”。

虽然如此,却不意味儒学与“个体”概念是对立的。罗思文认为,真正与儒学相对反的,其实是“作为权利承担者的个体”。后者由笛卡尔的认识论反思而来,强调人本质上是“进行自由选择的自主存在”,而且通过宣传和诉诸法律等,将其由西方工业民主体制的文化现象转变为普世价值的道德标准,它武断地超越了世界各个国家与民族在文化与历史上的差异和多样,用“权利”概念强行消除不同文化间相对的独特性,认为谁都应当无条件接受它。

而儒学信奉的人性更加自然,儒学的人性划分是更加立体的“角色”维度。相似情形在古希腊城邦也发生过。民主时代的城邦公民因为自身的优长而被赋予不同角色,同时所有城邦角色最终都维系于城邦本身所扮演的角色,即大写的人或城邦公民。与如此角色化的个体相一致,罗思文指出儒家所秉持的是一种角色伦理学。其反对抽象地谈论人性,反对以权利分配的功利视角作为出发点,提倡在角色综观的视野中去评价个体行为的善恶。这样的伦理学在原则上是秩序从严、道德宽泛的。

儒学与西学的互动

西方人对儒学的解读,通常有宗教化、疑古论和哲学式三条进路,罗思文是最后一种的代表人物。但与常见对中国哲学的理解不同,他更多受现代哲学影响,对儒学根本持非本体论的态度。正如《儒家角色伦理》“跋”中所说儒家才是中国,“一个人,在何种方式上,‘变为’完美无缺的人呢?这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之中构成了儒家恒久不息的追问”。其意味着,一旦使用本体论的、教条的范式去解释儒学,就会破坏后者的生命形态。只有让西学直接面对儒家经典,通过两者平等对话,“揭示”儒学对西学直接能发生的意义。

现实中,最令罗思文揪心之事,莫过于儒学迫于现代性的压力,长久以来在西学面前不得不摆出一副谦卑的姿态。他要让儒学以价值主体的形式立于西学面前,两者进行主体间的互动,且相互牵引。只有进入此境遇,儒学才可以改变长久以来的弱势局面,不仅能与西学别开生面地交通,而且也能反过来教化、培育后者。那正是西方研究儒学的最终价值所在。在《〈论语〉读者指南》里,罗思文写道,“儒家‘之道’的核心要素在于,其中遍布了各种特殊的人性之路,我们每个人势必走入与自己的历史、系谱、天分和个性最相适宜的那条”。

这条道路,属于就儒学而言的哲学诠释学进路。当代,从哲学出发进行的中西对话一直处于演进过程中,康德哲学、海德格尔哲学等被接连引入。罗思文无疑又做了新的路径探索。他的探索具有很强的洞察力和时效性儒家才是中国,反思了西方现代个体文明所面临的棘手问题,并试图从儒学中引入对治的方案。以期这些方案促使西方社会形成改良与进化的内生动力,走向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罗思文的观点呼应了当今一些人文学者的思考,将更多西方人吸引到儒学研究之中。

罗思文先后出版了《〈论语〉读者指南》《反对个人主义》等作品,与安乐哲合著了《中国家庭尊崇之经典——〈孝经〉的哲学翻译》《儒家角色伦理》,除此之外还发表了《中国之镜》《克尔凯郭尔与孔子——论路径发现》《孔子——人间的圣贤》等一系列理论文章。他的研究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同时,罗思文不仅把儒学作为学术研究对象,而且要使之走入一般西方民众的生活,变为他们喜闻乐见的现实体验。(刘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