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二五七：让孔子照亮人心，用儒学温暖世界
时间：孔子二五七一年岁次辛丑九月廿一日丁未
耶稣2021年10月26日
大家名片
杨朝明男，1962年7月生，山东梁山人。尼山世界儒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孔子研究院院长，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委员。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等职。先后出版《论语诠解》《孔子家语通解》《中华传统八德诠解丛书》《〈孔子家语〉综合研究》《孔子之道与中国信仰》《孔子的叮咛》《从文化自知到文化自信》等学术著作30余部，曾获“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专家”“山东省师德标兵”“山东省优秀教师”“齐鲁文化名家”等荣誉称号。
多年来，围绕孔子、儒学的研究，杨朝明出版了30多部著作和数百篇论文，主持并完成国家级、省级课题10余项。他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弘扬，先后为社会各界讲授孔子、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1000多场，多次应邀到海外讲学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在杨朝明看来，儒学铺染了中国人的生命底色，包含了我们的价值信念与民族精神，深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在当代，我们理应对中华文化的历史传统、价值内涵和现实意义有更深入的认识。“文化自信”正是源于充分的“文化自知”，他认为，如果更多地走近中国早期文明，看到它的高度，了解它的深度，那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就不仅是嘹亮的呼唤，更是洋溢的动力。
“让孔子照亮人心，用儒学温暖世界。”这是杨朝明一直以来孜孜追求的目标。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副主任、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秉承着对传统文化的虔诚信仰和深深热爱，近40年来一直专注于孔子、儒学的研究工作，在儒家文献与中国早期文明、儒家学术史等研究领域成果丰硕，广受赞誉。
在杨朝明看来，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此前数千年历史文化的高度凝结。在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的今天，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继承创新，展现中华文化的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正是当代传统文化研究者的使命与责任。为此，他跋涉于“上古时期”“轴心时代”的长河，寻踪于中华文明大树的根脉，着力于“登峰”“落地”的两极，为弘扬和传播儒学，勤耕不辍，步履不停。
从浸润儒风到步入“孔门”
“每当提及老家，我尤为自豪，那可是大名鼎鼎的水泊梁山。”这句话是杨朝明应邀写作《梦里老家》一文时的开篇之语。
1962年，杨朝明出生于梁山县的茶庄村。那时，小山村交通闭塞，生活穷苦，但父母勤劳节俭，正直和善，尤其是质朴好学的父亲，让杨朝明在不曾明白“儒学”的幼时，就在耳濡目染中感受到了“儒风”。
杨朝明的父亲名“见贤”字“思齐”，正出于孔子，见于《论语》。“父亲文化不高，但读书很多。小时候，曾见父亲在本子上写‘君子务本’‘礼之用，和为贵’这样的句子。村子里年轻人喜欢‘听书’，父亲就是‘说书人’，因为读书多，他好像有讲不完的故事。父亲腿摔伤卧床时，村里分配土地，大家还抱着账本找来，没有他，那些边边角角的土地就扯不开……”杨朝明回忆说，老家的房屋梁柱上，曾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字迹，深深印刻在他的脑海中，而父亲与长辈“围炉夜话”时评人论事的场景，和“勤俭人家有余庆，谦恭君子有嘉名”等训语，更对他的性情、品格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
“读研究生一年级的那个春天，我回家看望父母，正值香椿芽细嫩的时节，父亲想让我带一些分送师友品尝，在攀树采摘时，不小心掉下来摔断了腿，腿骨都露了出来……”那个场景令他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父亲贫寒艰辛却始终尊师重教的躬身垂范，激励着他在求学的路途中不畏艰难，自强不息。
1981年，杨朝明考入当时的曲阜师范学院历史系，“对传统文化仍是懵懂无知”的他，第一次走出梁山县，“就走进了‘圣人之乡’。”
地处孔子故乡，这所大学对于儒家文化十分重视，历来有研究、传述的传统，上世纪50年代建校后不久便成立了孔子研究会，专门研究《论语》及孔子的教育思想。杨朝明由此接触到大量有关孔子的历史文化古迹与典籍。“入学后的第一次外出活动我至今印象深刻，郭克煜先生带领我们走进孔庙、孔府，给我们讲孔子和儒家文化，先生如数家珍，讲解十分生动，深深地吸引了我。后来，骆承烈先生带领我们考察曲阜文物古迹、风土人情；李启谦、杨绍溥、许凌云等名师的谆谆教导；李毅夫先生给我们一篇一篇地读讲《尚书》……”众多优秀师长的指引和培养，激发了杨朝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浓厚兴趣和深厚情感。他把节省下来的钱都购买了书籍，“泡”在图书馆如饥似渴地阅读，一有时间就与同学相伴遍访孔圣阙里的文物古迹，打下了坚实的历史学和文献学基础。
大学毕业后，杨朝明考取了本校郭克煜、李毅夫、骆承烈三位先生合招的硕士研究生。期间，他更是奋发弘毅、笃学不懈，对孔子、儒学、鲁国历史文化展开了更为深入、扎实的探究。
“郭克煜老师、骆承烈老师主持《孔子故里胜迹》的编写；骆承烈老师曾主持‘石头上的儒家文献’项目，我和同学都参与其中，帮老师抄碑。有一次到梁公林抄石碑，为了确保正确，先后去了4趟。”杨朝明回忆说，类似的经历让他受益良多，老师们严谨治学的态度、学术研究的高度对他影响深远。“得益于此前的阅历，历经数年，由我主持的《中国曲阜儒家石刻文献辑录》刚刚完成。在我看来，孔庙里的石碑会说话。如果你有读懂石碑、与石碑对话的能力，走进孔庙，你会发现，两边的石碑都像是在举手，争先恐后地要告诉你答案，告诉你历史的过往。”说到此，杨朝明开心地笑起来，对学术的热爱与真诚溢于言表。
秉持这份赤子之心，杨朝明在硕士毕业后留校《齐鲁学刊》编辑部工作，负责“历史学”和“孔子与儒学传统文化研究”专栏，“从那个地方开始深入研究孔子”。期间，他还参与到郭克煜先生主持的《鲁国史》的研撰中。编辑他人文章的同时，杨朝明也在学术研究的厚土中深耕不止，成果迭出，尤其是围绕鲁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多有独特、新颖而扎实的见解，引起学界广泛关注。1995年，知名学术期刊《历史研究》全文刊发他的《鲁国礼乐传统研究》长文，让他尝到了对鲁国文化及中华礼乐传统独特领悟及认知的喜悦。
沉浸于儒学研究，深感“学无止境”的杨朝明，在1996年，开始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学勤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由此，他的“儒学”之路攀升到了一个新高度，而这个高度，又成为他拓展治学领域广度和深度的新起点。
为孔子儒学“正本清源”
李学勤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学者，他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引领和推进了中国古代史、考古学、古文字学等多学科的发展，对于甲骨学、青铜器研究、简帛学及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1996年，杨朝明带着友人赠送的李学勤先生的两本著作，从兖州坐火车去北京报到入学，“没到天津，就把重要文章都读完了，真有豁然开朗、茅塞顿开之感，心里一下子亮堂了许多。”
“安其学而亲其师”，秉承李学勤先生“重估中国古代文明”“走出疑古时代”的学术理念，杨朝明的目光转向广阔时空维度中孔子与儒学关系的探源性研究。“孔子儒学作为一种文明，在历史上是怎么形成的？它形成的广阔背景如何去理解，这种背景对于儒学的形成、对认识儒学有什么样的意义？”他从古代文献的重新梳理入手，将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向聚焦于影响孔子儒学形成的重要人物——周公。
杨朝明将论文大纲寄给李学勤先生后，先生回信：“看了来信和提纲，感觉写的很好。”“先生在‘很好’二字下面还加了着重号。”杨朝明回忆说，看到自己的想法得到老师的肯定，他“高兴得立刻从办公室跑回家，把先生的信带给妻子看”，妻子自然也很开心，看后开玩笑问他：“那两个着重号是不是你自己加的？”李先生指出：“立新说是创见，破旧说也是创见。”这给予他极大鼓励。论文《周公事迹研究》成稿后，李学勤先生盛赞道：“对学术界长期关注的一系列问题，都提出了有创见的看法。”在杨朝明看来，这是先生对他的莫大肯定与鼓励。
由此，杨朝明对整个儒学研究的材料、理论、方法等问题都渐趋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看法，他开始全力以赴致力于对早期儒家文献、出土简帛文献及儒家学术史的研究，并提出“正本清源”的研究理念。
“中华文化就像一棵生生不息的文明之树，这棵树枝繁叶茂、生命坚韧，在不同时期结出了不同的文明花果。孔子儒学是这棵大树的主干，大树的底部是包括孔、孟、老、庄在内的春秋战国先哲，这些先哲的思想深深扎根于我们上古时期文明的土壤。树干能够这样粗壮，正是因为这个根扎得很深很牢。”在杨朝明看来，春秋战国时期之于中华文明，是非常特殊的时期，它是思想、智慧的繁盛期和高涨期。“儒学有其形成的广阔背景，有典型的博大体系，有漫长的发展历史。看待中国儒学，不能仅从孔子讲起，不能没有古老文明现代发展的纵深视野，我们要始终认识到中国学术发展的特殊历史文化背景。”
为弄清儒学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关联的内在机制，杨朝明成为故纸堆中的史料“猎手”，跋涉“上古时期”，“寻访”先哲“遗踪”，立足于“孔子思想的来源——上古三代文化尤其是周文化，孔子思想的载体——早期儒家文献包括出土文献，及孔子思想的母体——鲁文化、齐鲁文化”等方面，延伸学术研究的触角，力求“关注原始儒学，还原儒学真面目”，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早期文献研究以及《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正本清源说孔子》等代表作。
《正本清源说孔子》话题
“读博时，有一个研究项目，其中很多言论引自《孔子家语》，而且解释了很多疑惑。毕业以后，我开始全力以赴研究《孔子家语》。在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做院长的时候，我组织了一批人一起读《孔子家语》。大家每次读完后都做汇读，各抒己见，相互印证。最终形成了《孔子家语通解》。”在他看来，《孔子家语》和《论语》具有相同的价值高度，对研究孔子思想具有非常巨大的学术价值。
在《论语诠解》等著作中，杨朝明则尝试理清脉络，补偏救弊，澄清对儒学重要经典的诸多误读。“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我认为应该理解为孔子强调修身、修己，各尽其责。而到后来，就逐渐演变成片面的君权和父权思想了，强调上下、尊卑关系，这就偏离了孔子的原意。”杨朝明表示，现今许多对孔子的质疑，实际上是源于对孔子的误解。
围绕孔子思想的母体研究，杨朝明不仅参与了《齐鲁文化通史》的编纂等众多学术工程，并围绕齐文化、鲁文化的关系，齐鲁文化整体形态等，“为古书排队，为齐鲁文化溯源”。“鲁国传承周公之礼乐，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风尚，为孔子学说及儒家思想的形成提供了肥沃的文化土壤。”在他看来，礼乐传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蕴含的德治、仁政、修身、仁爱等思想，对当今社会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鲁国的礼乐传统所产生的巨大作用，主要表现在孔子儒学的诞生，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溯古通今，道不远人。”杨朝明认为，历史文化研究的指向一定是现实与未来，“向后看正是为了向前看，人们是要在历史的过往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不言而喻，优秀传统必在现实之中。
围绕孔子儒学的“文明渊源”“文化母体”和“文献载体”的研究，形成了杨朝明显著的学术特色与优势儒家让中国弱小，他“以现实观照传统，以传统思考现实”，学术视野显得更加开阔、深邃、明朗，在“拂去历史尘埃的同时，为大众呈现出一个更加现代而立体的孔子”。
“登峰”“落地”弘道倡德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到曲阜孔府考察，并来到孔子研究院。看到《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两本书，他拿起来翻阅，说：“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
“总书记对这两本书青睐，也是要人们走近孔子思想，了解儒家学说，学习传统文化。总书记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表达了党和国家对于建立核心价值体系的决心。”杨朝明说，当天他还从五个方面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了儒家思想的当代价值，“第一个是世界意义，孔子是和苏格拉底、柏拉图齐名的世界级哲学家，他的思想是最基本的人类文明，中华文化走出的根本标志就是孔子文明走出去。第二，孔子思想是整个中国和华夏文明的共同纽带儒家让中国弱小，是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第三，孔子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以孔子思想为丰厚的土壤。第四，孔子思想对于我们现在社会的治理，党风廉政建设具有很大意义，孔子提出的为政以德、为国以礼、富而后教、修己以敬、义利观、中和，都对治国有影响。第五，孔子思想还有提高个人修养的作用，以及对青少年的价值观培养的价值。”
杨朝明认为，孔子思想的价值是他思考人性和人的社会性问题。人是自然的人，也是社会的人，只要人们生活在一起，就必须遵守社会规范。而要使社会规范得到自觉遵守，就必须加强自身修养。修养的途径，就是要从孝悌入手，像孔子所说的“立爱自亲始”“立敬自长始”，推延亲情，放大善性，然后社会才能达到“至善”。
“孔子思想属于他那个时代，又超越了那个时代，孔子思索的是人性和人的价值，它属于过去并映照着今天和未来。”在杨朝明看来，儒学铺染了中国人的生命底色，包含了我们的价值信念与民族精神，深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
“这就像一条河流，水从源头从前天、昨天流到今天，又流向明天。”杨朝明用形象生动的比喻诠释他对传统文化对于今天的意义所在，“传统在历史上形成，在历史上起了作用，它在今天依然活着，依然能发挥作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正是要让大地上的遗产‘活’起来，让禁宫里的文物‘活’起来，让典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从中发现它的现代意义。”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继承创新，实现“双创”，正是当代传统文化研究者的责任与使命。杨朝明认为，这既要“登峰”又要“落地”，“在探讨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变化，加大学术研究引领的同时，切实思考怎样才能‘润物细无声’，让文化经典润养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也是多年里，作为儒学研究者、传播者、普及者的杨朝明，始终注重和坚持的所在。
从1999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到成为博士生导师，从担任曲阜师范大学儒学学科负责人，到担任孔子研究院院长，20多年里，杨朝明在致力于儒学学术研究的同时，始终注重学术队伍，以及孔子、儒学与传统文化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他的学生中，取得博士、硕士学位的已近百人。令他颇为自豪的是，“他们功底扎实，成果频出，大都已成为工作岗位上的骨干”，其中已涌现出两位泰山学者、两位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两位济宁市尼山学者特聘专家，以及十几位博导、教授、副教授。
2010年，杨朝明担任孔子研究院院长后，积极动员青年科研人员写、讲自己的研究课题，“力争每个人都有精品课程”。他还率领青年科研人员，连续以中国早期儒学、曲阜儒家碑刻文献、文庙释奠、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研究等为题，申请到国家社科、山东省社科重点项目，培养学术后进，夯实孔子研究院科研基础。
“文化自信源于文化自知。”杨朝明说，希望在薪火相传中，正本清源地去研究孔子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弄明白”传统文化形成的深度、高度，力求讲清楚“学术的中国”和“理论的中国”，讲清楚“历史的中国”与“现在的中国”。
教学与研究之外，杨朝明还致力于孔子、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传播工作。近年来，他已先后为社会各界讲授孔子、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1000多场。在历次的学术讲演、讲座与报告中，他总是高度强调中华文化经典的深厚底蕴与当代价值，强调经典研读、诵读的意义和必要性。
杨朝明认为，传统文化弘扬需要“影响更多有影响力的人”。每次对党政机关、大中院校、企事业干部，尤其传统文化师资培训等进行演讲，他都高度重视，提前筹划，认真准备，讲座时则声情并茂，深入浅出，幽默风趣，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长期身居孔子故里，杨朝明也越来越深刻认识到曲阜对中华民族乃至世界的重大文化意义。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杨朝明提交了《关于在曲阜打造“世界儒学中心”的建议》《关于在曲阜建设孔子大学的建议》《关于依托鲁班文化大力弘扬工匠精神的建议》以及有关乡贤文化、母教文化、激活企业家精神、基础教育等方面的提案，受到高度关注。基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应有自己的物质载体”的思考，近年来，他十分关注孔孟故乡儒学策源地的作用，提出“把曲阜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示范区打造成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等建议，“期待更多人走进曲阜走近孔子，生发对传统文化的敬畏和热爱，以及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底气与自豪。”
在一次外出考察路上，与友人探讨“道”时，杨朝明笑言：“道者，导也。在没有GPS的年代，先哲为我们‘导航’，以‘弘道’之责，培养明是非、知荣辱、能担当、敢引领的‘大人’‘君子’，影响更多的人，使社会达到至善之境。”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正是一代又一代文化工作者在皓首穷经中坚守着初心，在传承传播中赓续着中华文脉、精神基因。杨朝明也正是以这样的姿态，践行着“士以弘道”的责任与使命，守望着中华文明的“根”与“魂”，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着自己的智慧与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