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化的儒学可以统摄哲学化
经学化的儒学可以统摄哲学化的儒学
郭晓东
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表
西历2017年6月29日
儒家网编者按：西历2017年5月23日，上海研究院“延长思考”人文社科思想交流平台召开“儒家哲学的多维形态”研讨会。来自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东华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的多位学者参与讨论，研讨会由上海研究院合作处处长朱承教授主持，澎湃新闻发表了会议记录。这是郭晓东教授在研讨会上的发言，现授权儒家网发表。
刚才曾亦和余治平的讨论基本是围绕一个话题，那就是儒学的经学化和儒学的哲学化之间的问题。
从儒家哲学所谓的多维形态的角度来讲，这个可能是一种最尖锐的对立，其他维度之间的论说可能都未显得如此尖锐。
刚才两位都提到儒家的哲学化是始于晚清的学制改革。余治平特别提到，儒家的哲学化使得中国的思想，特别是儒家的思想，能够在西方的学科建制下生存下来、保存下来，这是有功于儒学的。这当然是问题的一个面向。
但在我看来，这一百多年以来儒学之存在更多呈现为一种知识形态，一种越来越客观的知识形态。
然而，儒学本身其实不只是一种知识形态。随着儒学的哲学化而使得儒学变成一种知识形态以后，可以说晚近一百多年来的儒学，已经不再能够担当得起过往儒学那种安顿世界、安顿人生的总体性的任务。
从儒家学术本身来讲，它有着一个“整全性”的任务。因此，与其用“儒家哲学”这个词，我宁可用“经学”这个词。因为经学代表的是一个整全的概念。
在过去的经学体系下，它包含了诸如伦理、道德、政治、法律、宗教诸多方面，当然也包括哲学在里面。在经学的名义下儒家哲学思想中国化，这些方面都可以同时存在。
所以经学概念的内涵，要远远大于哲学概念的内涵，或者说经学化的儒学可以统摄哲学化的儒学。因而儒学的价值如果从经学的维度来看，它就不仅仅体现在哲学的一面。
当然，我们现在所说的儒学之哲学化，也已经有了一百多年历史，事实上也有其历史之必然性。现代讲儒家哲学的，也往往要往前追溯，一直追溯到两宋道学的兴起。
两宋道学的兴起当然有它的历史逻辑。伴随着佛教对儒学的挑战，佛教徒以为儒学无法为人们提供更内在的安身立命之本，比如像契嵩批评韩愈，称其徒然明于“人伦之近事”，却不识“人生之远理”。“人伦之近事”与“人生之远理”之间的区分颇有意味。
后来宋明理学兴起，遂更多关注“人生之远理”，从而使得宋明理学的学术形态事实上有向内发展的方向，所以刘子健有一本书叫《中国转向内在》。
但是，宋代的儒学向内的转向，在我看来是完全因应于佛教的挑战。即便如此，在宋儒开出道德性命之学的同时，也没有完全忽略经学的面向。
在程朱他们那里，理论固然呈现出一种新的知识形态，但他们还有对《春秋》、对《诗》、对《易》、对“三礼”的讨论，朱子甚至还作《家礼》。
我们现在研究宋明理学，就较少注意到宋儒经学的面向，如朱子的《仪礼经传通解》是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但却鲜有研究。
因此，如果把儒学仅仅作为一种哲学的形态的话，我觉得是把它的内涵缩小了。
关于经学和儒学，目前存在两个误区。刚才朱承在开场白的时候也谈到，经学化是不是意味着标准化？虽然在历史上曾有孔颖达奉诏作《五经正义》，试图提供一个标准化的经义，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看得长一点，在两千多年的经学史上，其实儒家的经学一直存在着内在的张力，并不是说哪一种学说就能一统天下，无论是古今之争还是汉宋之争，无不说明了这样的事实。
因此，说存在着一种统一化标准化的对经义的理解，那完全不是历史的事实。所以，儒学的经学化，并不是意味着它以一种僵化的、标准化的知识形态呈现在我们面前。
第二个误区是，很多人把经学化等同于小学化，以为经学的任务就不外是文字的训诂，以及音韵、考据、辩伪等等。其实这不过是清儒开拓的一个方向而已。
事实上，儒家的经学从历史上看，清儒固然有很大贡献，但小学化的经学并不是历史的主流。因此，从经学的角度来讲，它并不是很多人所以为的那样是一种饾饤之学。
如果从经学重建的角度来讲，作为儒学之经学形态，我们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
我觉得今文经学的思路还是多有可借鉴的地方：一个是微言大义，一个是通经致用。
微言大义这个词可以涵盖汉宋，汉儒讲微言大义儒家哲学思想中国化，宋儒也讲微言大义，也就是说，汉儒跟宋儒的两种儒学形态都可以找到“重视微言大义”这一共同的特征，它代表着儒学思想性的一面。
而通经致用，从汉代开始，就一直是儒学的重要内涵。也就是说，儒学在通经致用这个面向上，一直有其深刻的现实关照，它努力地试图用儒学来安顿我们现实的一切生活，可以为我们现实所有方面提供一种解释的面向和解决的面向。
我们今天如果要讲经学化的儒学，我个人比较重视这两个维度。
郭晓东，男，西历一九七〇年生，福建霞浦人。西历一九九一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获法学学士学位。一九九四年至二〇〇〇年为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一九九七年获哲学硕士学位，二〇〇〇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著有《识仁与定性》（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春秋公羊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