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五）

儒家思想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节选）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五）加入时间：2013/6/14 10:35:点击：4384

儒家思想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节选）

朱伯康 祝慈寿

一、“从政”理念对经济的影响

中国之经济发展，与儒家思想最有关系，尤其与表现于经济政策上之儒家思想最有关系。儒家思想以孔子为中心，孟子、荀卿、董仲舒、贾谊、晁错而后，历代诸大儒不可胜数，虽内容有大同小异，其对于当时之政治与经济各有影响，则无人能加以否认。

孔子为中国之大道德家，亦为大教育家，教育士人以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知书数可以为冢宰，知礼乐可以为小相，习射御可以为将士。”六艺大概是当时士人干禄从政必具之本领。他的方法是先要从本身做起，逐渐扩大，由正心、诚意、修身，以至治国平天下，孔子所处之时代（纪元前五五一—前四七九），是一个“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的时代。在此时代，解救之方法，先要“克己复礼”，若“一国能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克己即是正己，复礼即是恢复周礼，欲恢复周初之王道以代替当时之霸道，王道即为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孔子所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旁人称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即是要复活古代之一种政治标准或文化标准，故孔子论政，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办法是“正名”，正名是“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即是父像个父，子像个子，君像个君，臣像个臣，不能乱来，要“明分职，不得相逾越”。孔子之止名主义，充分表现于《春秋》一书，故“《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孔子亦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言之必可行也。”孔子之教义，孝与忠联在一起，家与国联在一起，父与君联在一起，子与臣联在一起，政治与正名联在一起，君子与士大夫联在一起，小人与逐利之人联在一起。《论语》中载：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而至矣。焉用稼？

中国士人以政治为职业，以义利为分工之根据，以“为义”为君子之事，以“为利”为小人之事，养成一种贱视劳动，贱视生产，贱视工商之态度，已由来甚久，此种思想，《孟子》亦明白述出：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全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此种治者与被治者分工之观念，对于中国经济，可说实际上形成一种传统之经济政策，生产者始终是劳力者，从政者始终为劳心者，而劳心者之给养要取给于劳力者，于是中国之官僚士大夫遂以“从政”为职业，“干禄”为致富捷径，视生产事业为鄙事，在生产事业中，以农为本，工商为末，重本抑末，成为历代儒家牢不可破之思想。

二、“道统”观念对经济的影响

其实儒家思想，对于经济发展最有影响者，在其复古主义与道统精神。孔子以文、武、周公之道自任，希望将春秋时代回复到西周时代。在患难之际，此种道统精神尤为显露，《论语》载：“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此种精神，孟子尤为明显。孟子言必称尧舜，言必称孔子，以承继道统为己任。《孟子》云：

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以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则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

此种道统精神，以后历代相传，并未衰歇。例如唐之韩愈，当佛老盛行之时，力争儒宗之道统。《原道篇》云：

曰：斯道也，何道也？非向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兴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

中国传统之正宗思想，既是儒家，而儒家之主要精神在于《五经》、《三传》及《论》、《孟》，儒家以三代周初社会为理想社会，于是便有一种“复古”、“师古”、“是古非今”、“用古变今”之精神，拦住社会不准前进，企图以周礼为模型制造现实社会，因此历代解决土地问题之方案，总跳不出井田制度之理想。中国经济之不能进步，确与“复古思想”有密切关系。关于这方面，真是一言难尽。

三、政治制度对经济的影响

其次是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与经济大有关系：

中国之政治组织及社会组织，均以家族为基础为中心。周代之封建制度，为儒者所最歌颂之制度，其时之国家制度，仅是家族制度。此种制度，古代欧洲亦有，德文称为“性国家”（-staat)，依“家法”（宗法）而组织，天子为家长，嫡长子继承为天子，次子庶子分封各地为诸侯，诸侯之嫡长子有继承权，其余诸子再分封为卿，为大夫，其下为士，置有贰宗或侧室。此种依血统亲疏远近成为尊卑之标准，造成金字塔式之统治中国儒家精神，最高为帝（王）室，其次为侯室，再次为氏室，其下则为下级贵族之士及被治之农民，如此之国家组织，实则等于一个大家族组织，以血统定身份，以身份定尊卑，以尊卑定财富，家即是国，宗法即是国法，社会组织，便是一种血统之组织。

秦汉以来之情形虽有出入，然大致相似，亦是一种家族之统治；其基本差异，仅在于由分权而变为集权。“汉初以丞相为综理政务机关，为丞相者，都是封君。至汉武时代，大权掌于君主，君主任用外戚，丞相已无大权，而归于亲近君主之尚书令，丞相如公孙弘不过阿顺旨意。汉昭帝以降，实权在大将军录尚书令，而不在丞相，大将军录尚书令之官，都由外戚充任，前如霍光中国儒家精神，后如王根、王凤、王莽，均为显例。后汉推翻王莽，权力仍集中于君主，将丞相变为‘坐而论道’之司徒、司马、司空三公，毫无实权，权力集中于皇帝个人，于是在官制上传达皇帝意旨之尚书令、尚书仆射、中书令，成为真正宰相，在实际上，凡能接近皇帝者，便是主持政务之人。自此以后，非外戚以大将军秉政，即宦官以中常侍专权，宰相用家奴，是中央集权后之现象。”（见陶希圣著《中国社会史》，文风书局版，页一七一—二）此种中央集权现象，历唐、宋、元、明而更甚，除君主外，实际专权者，若非外戚，便是宦官。宦官家奴之惨酷无理，更令读史者伤心，其实际情形，历史事实甚多，毋庸细述。

在此种政治制度下，久而久之，便形成一种根深蒂固之官僚政治，官僚以“得君”或“得宠”为目的，仅须“得信于上”，便可“得利于下”，更可利用职权，广置私产，在中国历史上又形成一种官僚土地资本及官僚工商资本，中国最大之地主都是官僚，中国最大之工商企业的老板，亦多数是官僚。此在唐、宋、元、明、清各代之历史中，已成为普遍现象，各时代之各种官僚资本，对于当时之经济，均有支配力量。此对于决定中国经济发展之形式，为一有力之因素。

传说时代经济生活之分析中国最古时代之经济生活如何，吾人实无直接史料可作参考。但传说中则颇丰富。《韩非子·五蠹篇》云：“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此段传说，与各国经济史之上古经济所述之现象不谋而合，实与当时之实际状况相去不远。又班固《白虎通义》云：“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人民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能覆后，卧之�贮郑�行之吁吁，饥即求食，饱则弃余，茹毛饮血而衣皮韦。于是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妇，始定人道。画八卦，以治天下。天下伏而化之，故谓伏羲也。”又云：“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应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易·系辞》亦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结绳而作罔罟，以佃以渔。”“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班固《汉书》引《三统世经》云：“作网罟以田渔，取牺牲，故天下号曰包牺氏。”皇甫谧《帝王世纪》亦云：“取牺牲以充庖厨，故号庖牺氏。”凡此记载，均足说明当时畜牧生活之一般状况及其进化之痕迹。此外类乎此之材料甚多，兹引录二三，借以窥知上古之经济生活：“上古穴居野处，后世圣人，易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神农氏殁，黄帝、尧、舜作……垂衣裳而治天下。”“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以经济万民。”“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之济塞致远，以利天下。”“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利天下。”“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以上见《易·系辞传》）以上虽为断片记载，吾人亦不便牵强附会，多作解释，然其幼稚之狩猎渔牧生活，渐进其农业生活，由农业而后有交换发生，古社会之概况已可窥见。

关于古代文物之演进，《易传》等书亦有记载，借此可略知羲、农之世，已有琴瑟罔罟耒耜兵戈等物。黄帝时发明及发现更多，如羲和占日，常仪占月，后稷占岁，大挠作甲子，逮首作算术，伶伦作律吕，容成造历，沮诵、仓颉作书，史皇作图，伯余作衣裳，胡曹作冕，雍父作舂臼，共鼓货狄作舟，夷作鼓，挥作弓，夷牟作矢。黄帝而后，颛顼为杰出人物，此时中国有新文化出现，已开始有天文、历算，此与农业有密切关系。可推知当时即为农业之发轫期。南正重、火正黎二人，相传为中国天文历算之发明者。此时在宗教上已有专业者，即为僧侣，一面祭祀鬼神，一面观察星辰，中国之学术乃渐次发生。由各种记载推察之，此时社会已有两种统治阶级，一为僧侣，一为酋长。民间已有分工。在一个氏族经济中，男事狩猎，女事畜养。男女分工，为农业之开始。

颛顼以后，为尧、舜、禹，史称禅让时代。自禹以来，即入夏、殷、周，史称三代。儒家认为唐尧虞舜时，系中国道德之黄金时代。政治之改革与措施，出自公意，且天下为公，实行禅让。但从经济生活之各方面推察之，此时为氏族联盟之时代，农业已经发轫，人民得以定居。尧与舜，均为氏族联盟中之共同首领，为各氏族所推戴，实无家天下之可能。相传尧让位于舜，舜让位于禹，至禹让位未成，乃传位于其子启，传子之局开始，由此而由公天下而变为家天下。儒家对此以贤不肖之道德观点解释，实则为经济生活变化之结果。当舜在位之末年，洪水泛滥，淹没黄土平原且达于京师濮阳。四周曾筑堤以防之，九年而无功。因之各氏族东徙，与东方之部落风偃接触。伯益与皋陶出而治水，虽略有功绩，惜范围甚少，未有成就。其后数年，禹出而治水，识水性，测河流，运用疏导方法，东西勘察，足迹遍于当时之天下，故称吾民族之领土为“禹域”。经十三年而洪水平息，草木繁殖，畜牧农业得以发展。禹于治水有大功，死时让位于伯益，不受氏族人民之欢迎，民心多归禹之子启，盖因启对治水扶助甚多，遂继禹即位，都于阳城（在今山西冀城西）。自此即入于夏殷时代。夏朝的历史约莫有四百年。其国都的迁徙，较后来之殷，更为频繁，初期都于阳城、晋阳、安邑，其地在今山西省的西南角。禹子启曾渡河而南，居于今新郑、密县间。夏朝的王位继承，是父死子继，而不是兄终弟及。其经济生活以牧畜为主体，农业状况不详。夏朝似乎是外患最多之朝代，有穷氏自夏境的东北常向夏入寇，在启子太康时，曾攻占有夏都斟�。�统治其地有六七十年之久。启孙后相，且失国远窜。至后相之子少康，始乘有穷氏之衰而复国。其后灭夏之成汤，则来自东南，但其先世亦发祥于东北。由其战争与迁徙之频数，可知夏代尚在氏族社会之游牧时代。

（朱伯康、祝慈寿：《中国经济史纲》，《民国丛书》第一编第35册，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影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