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离不开社会、国家等集合体，君子人格从何而来？

家国春秋与各自人生在历史和现实的阴晴圆缺中演绎着跌宕起伏、悲欢离合。人类的命运不只是一个人的命运，而是人的集合体的命运，个人、家庭、集体、社会、国家便是这命运的同心圆。黑格尔说:人的活动也是世界的活动;马克思说:人们的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等构成了社会的基本架构，并决定着人们的社会意识;海德格尔说:人类通过世界的存在而存在，世界是由于人类的存在而存在。可见，人离不开社会、国家等集合体。一个正常人的胸怀，应该要盛放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其实就是古人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怀。这句话源自《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先致其知……心正而后修，身修而后齐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反映出古代知识分子将个人的修养、家庭的幸福与家国的命运紧紧相连。而凡是这样发自内心、自觉实践的人，古人称其为“君子”。

当下社会我们最需要何种人格的人呢?《中国青年报》曾做过的一份调查显示，85.7%的受访者认为，当下社会最需要君子人格。那么，君子人格从何而来?与家国情怀何种关系?如何发展?二者的当代意义何在?

首先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科学家，从源头上讲，注重家国情怀的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孵化和生成了中国的“君子”文化，并使君子人格成为人们追求和向往的理想人格。君子文化可谓源远流长，有学者指出“儒家君子思想在夏商周时期开始启蒙，在先秦时期儒家君子思想初步形成，两汉时期得到丰富发展，在宋明时期进行了义理的新诠释，君子正式成为社会上具有普世性的称谓名词”。这一论断应该是成立的。孔子将“君子”视作儒家道德修养的关键词之一，也成为理想人格的代名词，在各种儒家经典中被反复描述，从先秦、两汉至唐宋等不同时代的哲学都对“君子”文化有所阐述，但是，我们也不能就此认“君子人格”仅限于儒家，如道家也有君子概念，并要求君子亲近自然“清静无为”;至释教进入中国并本土化后，也要求学佛者人格上的自我净化，世俗生活中要循规蹈矩，修行过程中要

明心见性才能有所成就。尤其是唐宋之后三教合流使君子文化的内涵更加丰富，哲学上的所有重要概念如心、性、理、气等等都与君子之道密切相关，但总体来说，君子人格有三个重要支点，它们一直都存在。第一，个人道德和知识的修养，这是道义和榜样所赋予君子文化的重要力量，君子当为世之楷模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科学家，要有仁、有知、有勇，要为世人立德、立言、立功。第二，个人修为基础之上对家国天下的关怀，这是一种社会功利价值。第三是形而上的层面，君子要“畏天命”，不违反自然和社会规律。

其次，从历史演进上看，家国情怀一直与君子人格相生相伴，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毫无疑义的道德制高点。家国、君子一直都与王权统治、社会治理有关。“君子”到底是有什么含义呢?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从词源上看，“君”字从“尹”从“口”，“尹”的意思是“治”，而“口”则因治者需要用“口”发布命令，因而具有强烈的政治含义。但是，古代所谓的“君子之治”却又并非是强权政治，因“君子”除地位尊贵外，尚应成为社会秩序和修养的榜样，应为天下之表率，为“君子”者应以政治为媒介将其美德方播于四海以“化成天下”。因此，“君子”是理想的政治状态和个人理想的修养状态或者说是理想人格的结合。但是，就更大的哲学系统而言，君子人格所代表的境界却又远远超过个人与政治的局限。依据中国传统的哲学构架，天、地、人属于同一体系，因而又具有形而上的内涵，君子必尊天道而行也必成为天道、地道的具体体现。这种天地人和的君子观念源远流长，至今对于中国文化品格的塑造仍然起到重要作用，并且也引起海外汉学家的重视。

第二，从文献上看，《周易》是第一部较为明确将“君子”作为重要概念进行论述的著作。《周易》谓君子应“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后世所论也大抵不出其框架。《周易》论“君子”之德处甚多，如“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等等，都是为君子“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所规定的修养境界。当然，此处“君子”可能是一个严格的政治概念，指的是出身高贵者或身居高位者，但是，并非所有出身高贵者或居高位者都能达到对理想君子人格的要求，因此，《周易》是要求他们培养自己的德行，使其符合“君子”规范。如果“君子”无德无行，又如何能够治理邦国呢?可见，在君子人格的起始阶段，就已经把个人与国家看成是家国的一体，把政治和个人修养及天道、地道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再次，儒道释文化的汇通、兴盛将家国情怀与君子的出世、入世结合得十分完美，以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成为天下知识分子共同的心声和遵循的操守。当然，孔子对家国情怀和君子人格的发展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这不仅是说他对于家国和君子有大量的论述，还在与他将“君子”从原来的社会地位属性直接转移到个人修养属性，把家联系到国，也就是说，个人可以通过培养德行而取得高位，君子不再是靠血统和权力而定，而要靠道德和才能而定——这一是种伟大的颠倒，对中国后世的哲学和政治结构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个人修养中，参与政治成为必要的成分;而对政务和政府官员来说，个人修养又是必要的品质。”

因此，君子不可仅仅是“独善其身”，也必须要有政治责任、要有济世的决心和理想。根据统计，在《论语》中君子出现过107次，其中12处指居上位者，94处指才德高尚的人，一处特指孔子，可见孔子已将“君子”定义的重心由政治地位移至个人才德方面。

由于孔子论“君子”之处甚多，如“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君子不器”(为政第二)“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第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第十三)、“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宪问第十四)等等，从学、行、德、才、政、文等等不同修面对君子进行全方位的描述。

孔子有一段话颇具代表性:“君子之道有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第十四)，即是说，君子之德包括仁、智、勇三种基本品质，它们是君子之道的基本内涵和价值，既具有世俗我自又具有形上价值，比如有学者就认为:“‘君子’范畴的发展围绕‘天’、‘地’范畴而衍生，君子的特性既是天的我，也是是的特性，是天地人的和合，天健地坤，天刚地柔，分别衍生出‘仁’与‘勇’的特性，由于仁勇互用，成就大智，称为大仁大勇。君子是智、仁、勇的结合，君子是社会中的中层偏上的知识分子和士大夫。”

当然，这种将“君子”定位子知识分子和士大夫却并太恰当，将士人、贤人、君子、圣人当作不同的修为等级更值得商榷，“君子”作为一种理想人格，与其他概念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联系的，圣人是一个更为完美的君子，而君子的“仁”“勇”和“知”则必定是成圣的必经之路。如此，又如何能将“君子”局限于某一社会阶层呢?总之，孔子所论的“君子”之道和“圣人”之道是一致的。

不过，相对追求虚无的道家和佛家其实对对家国情怀和君子人格也有重大的贡献。古往今来，每一个有君子人格的人，其实身上都有儒释道的味道和成分。中国传统文化的兼收并蓄、海纳百川，已经将儒释道化为各有主张、但又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的文化积淀。道家的贡献在于提供了顺势而为、拿捏火候、张弛有度的处事态度，老子在《道德经》“治大国如烹小鲜”成为许多君子一旦兼济天下，操心家国春秋而采取的治国方略。佛家虽然彻底出世，虚无之至，但中国文化传统对印度佛教进行了中国式的解读和借鉴，使教人如何成为圣贤的儒家君子们也要强调对主体的感悟和觉醒，思考宇宙、人生的的终极和理想。

当下，人们呼唤家国情怀、呼唤君子人格，可以说是对当今社会缺失信念梦想和道义担当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反映。人们重新呼唤谦谦君子，呼唤“在外能挡千军万马，在内能孝亲持家”的真性情男儿，呼唤“诚实守信、仁心宅厚、忠孝节义、克己复礼、知(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情怀和人格的回归。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是新时代的家国情怀和君子人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追求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追求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追求的价值准则。三个层面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意志与个人诉求的交互连接、宏大叙事和日常生活的有机统一，个人幸福和民族复兴的紧密结合。国家意志和个人目标不是对立、冲突的，而是相互连接、相互依存、互为前提的。

千秋家国梦，悠悠君子心。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有一种奋斗叫筑梦之路，有一种君子人格叫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