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民意正在持续恶化，是丛林法则的天下
美国皮尤的一份最新调查显示，89%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敌人或竞争对手。
力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是相互的。我在前面所发的文章中如果没有儒家中国落后，也做了一个调查（非科学调查），在1500+的样本量中，发现91%的中国读者也认为，美国是中国的敌人或竞争对手。（详见《》）
中美两国民意正在持续恶化，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但现在不是用文青式语言发感慨的时候，对于中国来说，只能选择“放弃幻想，准备斗争”。
21世纪的国际关系，总体上依然是丛林法则的天下。美苏冷战，彼此恨得牙根痒痒的，但却从没有直接爆发冲突，不是因为他们有多么爱好和平，而是因为他们彼此都承受不起核大战带来的世界末日的结果。
中美关系的好坏，不是由中国决定的，而是由美国决定的。美国一定要打压、遏制中国，中美关系不可能好。
但中国坚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越早一天突破美国的各种卡脖子技术，越早一天建立起对美国的军事均势，美国就越早一天会平等地对待中国，中美就越早一天有和平共处的可能。
真理在大炮的射程范围之内，这句话永不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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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刊登了所谓西方“26名科学家”的公开信，就新冠病毒溯源问题，对世卫组织和中国进行攻击。
如果你真的认为像《华尔街日报》这样的西方媒体不憎恨中国，只能说你太天真了。他们为了攻击中国，可以赤裸裸地说谎、带节奏、当打手。
如果你认为他们只攻击中国的党和政府，不攻击像你这样的普通人民，那你就更天真了。依靠对印第安人搞种族灭绝政策和贩卖、剥削黑人奴隶起家的美国人，历史上曾长期实施排华政策。
如果你认为他们已经改过自新了，开始变得崇高、伟大了，那你真的是愚不可及。人性、民族性，是说改就可以改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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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直在读史书，希望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现实。
新中国成立72年来，我们一直面临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巨大挑战。
所谓“中国故事”，不仅仅是有关中国的正能量、积极的宣传如果没有儒家中国落后，本质上是向全世界说清楚，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内在的正确性、外在的强大生命力，进而构建当代中国政治传统的在理论、实践和道德上的完全合法性。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试图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来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但实事求是地讲，对内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没有问题的，在国际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很容易陷入到西方式的思维陷阱中去。
自沙俄爆发“10月革命”以来，西方国家已经将“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思维上、实践中归为“异类”。二战后，美苏四十多年的“冷战”的强化，这种对“社会主义”的异化、攻击、抹黑，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更是深入人心。
今天，在美国主流政治话语体系里，说谁是“社会主义者”，几乎等同于骂人；说谁是“共产主义者”，更是一种带有强烈攻击性、侮辱性的说法，其贬义的程度几乎可以与“纳粹”相提并论。
换句话说，中文中的“社会主义”，与西方话语体系中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有着截然对立的内涵和外延，这在客观上导致我们在论述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合理性、合法性、正确性和优越性的时候，遭遇到了一个比较大的陷阱。
今天，在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舆论战”中，美国政客、媒体在对中国进行攻击时，就非常“狡猾”地利用了美国民众在认知上对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厌恶，试图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苏联体制”混为一谈。
今天，讲好“中国故事”，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要讲清楚“中国模式”和“苏联模式”在本质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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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在《李光耀观天下》等书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观点。他说，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非常关键。而且，他认为，中国的政治传统比“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些概念要早得多。
这其实给我们讲好“中国故事”，论述“中国模式”的内涵和外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我们并不一定非要拘泥于“社会主义”这个来自西方的现代政治概念，来阐释和说明“中国模式”的内涵和外延。
应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它因为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无限的延展性，可以将当代中国发展中积累的一切优秀理念和实践，全部纳入其中。
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国内和国外，都面临不同程度的概念异化问题。
今天的中国，有没有可能，用一种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和思想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方式，来讲好“中国故事”？
这是一个值得探索和思考的问题。
从本质上来说，讲好“中国故事”是根本目标，其背后，则是要论述清楚“中国模式”的合理性、合法性和优越性，最终实现，在国内，激发民众对于当代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认同；在国外，回应和击破西方舆论对于当代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攻击。
到底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用其他一种方式，来论述“中国模式”的合理性、合法性和优越性，则可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
在讲好“中国故事”的过程中，我们可能需要一种更开放、更多元化的视角，包括重新对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的再认识、再思考和再借鉴。
特别是对于“儒家文化”，这个支撑中华文明领先世界约2000年的丰富思想宝库，需要进行现代化的、批判性的继承和发扬，需要找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与现代国家、民族、政权、人民等概念，以及与现代政治伦理、政权合法性、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等的“连接点”，重构“中国模式”的内涵和外延，重构讲好“中国故事”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方式。
今天，中国的社会学、政治学研究，千万不能言必称“西方”。
西方在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后，形成的个人主义传统，进而演化出了现在的西方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制度，有其合理性，但这并非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
由于西方过去几百年来在工业革命和现代化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以及这种成功相对于非西方世界的“高维优势”，让人们误以为，西方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制度，是人类文明的“终极形态”。
要讲好“中国故事”，必须首先打破这种思维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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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讲好“中国故事”，构建关于“中国模式”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方式，需要重新建立起对中国传统的“文化自信”。
中国在晚清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依据“儒家文化”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遭遇西方工业化之后的成果——坚船利炮的打击，显得异常得脆弱。从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再到五四运动，一代代中国仁人志士救国图存，屡战屡败，中国的“文化自信”也被彻底击碎，从而形成了打破一切旧世界、重构一个新世界的革命传统。
这种思维观念的形成，有其历史的原因。
但时至今日，随着当代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再一次崛起，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中国在晚清到新中国成立100多年间落后的根本原因。
中国在晚清的落后，很可能只是一种物质力量和制度的全面落后，而非思想和民族性的全面落后。
我们应该看到，在人类文明发展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中华文明都处于领先世界的地位。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列强用工业革命创造的物质优势（坚船利炮）和制度优势（现代民族国家治理体系），让中国陷入到100多年的屈辱历史之中。近现代中国仁人志士救国图存，从中国物质力量和制度的落后，反推出中国精神文明的全面落后，对中国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的文化传统，采取了“矫枉过正”的态度。今天，我们恢复“文化自信”，就是要对这种“矫枉过正”的思想进行一种否定之否定的修正。
中国丰富、灿烂的历史文化遗产，特别是“儒家思想”中，依然有其合理、科学、积极的成分。
比如，《大学》中说，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说，养“浩然正气”；《荀子》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北宋张载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顾炎武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这些宝贵的思想，放在今天依然朗朗上口、入耳入心。而且我们今天从上至下，常常会不自觉把这些话放在嘴边，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之所在。
今天，中国人彼此之间的对话，所涉及的思想和观念，往往也更容易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引经据典，而非从“科学共产主义思想”中信手拈来。
道理很简单，中国人，最终还是更容易接受和理解中国的传统思想。
由于人性是相对恒定的，今天，我们对四书五经中的哲学观念、伦理道德、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可以进行批判性扬弃，延续其精华，去其糟粕。
在这里，要特别提到明朝大儒王阳明。他所提出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思想，强调“经世致用”，在日本引起了强烈的认同和尊重。
1905年，在日俄战争中打败沙俄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的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随身携带一个腰牌，上面就写着，“一生俯首拜阳明”。
无数的日本哲学家、思想家，对王阳明非常钦佩，这其中必有其更深刻的原因。
今天，我们是不是也需要重新理解和认识王阳明的各种思想，对其进行批判性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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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新加坡前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曾用了一个词——“选贤用能”（），来形容今天中国的政治制度。
应该说，马凯硕是比较早地能够放弃西方“民主自由”与“专制”这一套话语体系，来客观看待中国和美国政治制度的本质和优劣的专家之一。他认为，美国也不是真正的“民主”（），而是演变成了“寡头政治”（）。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渐摆脱了之前将“市场”和“计划”作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桎梏，近年来又正在认识到“治理方式”和“治理效果”的区别，进而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论述“中国模式”的优越性。
未来，我们还需要用更体系化的、更严谨的方式，去讲好“中国故事”。
在众多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方式中，“新儒学”会不会成为一个选择？
即便是当代，“儒家文化圈”，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话题。从东亚各国政治、经济发展来看，中日韩越南，作为传统上深受“儒家文化圈”影响的国家，在重视教育、国民奋发图强、成功进行工业化等方面，都取得了非常不错且有一定相似性的成果。
我们必须承认，“儒家文化”，对东亚国家和民族的影响，是真实存在的。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是物质和思想的全面复兴。
在“文化自信”大旗的指引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重新汲取国家和民族发展的灵感和经验，是当前和今后几代中国人需要考虑的问题。
就眼下来说，在东西方话语权的争夺当中，中国必须用更加有效、根植于中国2000年历史文化传统的思想、概念和价值判断，去重构“中国模式”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方式，从根本上讲好“中国故事”。
期待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在这方面有更大的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