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两重性与产生关系
19世纪中期，中国产生了一种新的经济成分——近代资本主义。由于这种经济成份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环境中，所以在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关系方面具有两重性。
(一)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
资本主义是一种依靠货币投资来取得回报的经济形态，其不同于其他经济形态的基本特征是使用雇佣劳动。在西欧，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经历了手工业作坊、工场手工业和大机器工业三个阶段，其中前两个阶段通常被称为资本主义萌芽，而大机器工业阶段则被称为近代资本主义。中国在鸦片战争前早就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但它没有能够自发地发展成为近代资本主义。中国的近代资本主义是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的刺激下产生的。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带来了深刻变化，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它们包括：(1)商品市场的扩大。资本主义经济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必须以商品市场为基本条件。鸦片战争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瓦解，城市手工业和农民家庭手工业不断破产，部分农业经济也开始商品化。在这种情况下，商品市场得到拓宽，农民要日益增多地购买工业品，同时也必须日益增加农产品的出售。(2)劳动力市场的形成。资本主义经济需要雇佣大批自己没有生产资料的人员充当劳动力。鸦片战争后越来越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不得不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谋生，中国的近代劳动力市场因此形成。(3)一定数量货币财富的积累。中国的贵族、官僚、地主本来手中就有数额巨大的货币财富，不过在传统社会，他们主要是将它们用于挥霍和购置田产。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他们中的一些人到上海等通商口岸避难，目睹近代工商业利润的丰厚，开始倾向于进行这种投资。此外，在鸦片战争后的几十年问，一些为洋商服务的买办通过收取佣金等途径发了大财，对于他们来说中华民族近代时间，投资近代工商业更是轻车熟路。再者，l9世纪中叶后，在南洋和美洲各地致富的华侨日益增多，其中一些人或出于爱国心，或出于谋利心，也愿意在国内投资近代工商业。由于具备了这三方面的条件，中国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了自己的近代资本主义。
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通常将中国的近代资本主义区分为民族资本和官僚(买办)资本两部分。所谓民族资本，是指那些同外国资本联系较少、主要靠经济手段(或市场关系)进行运作的资本。而所谓官僚(买办)资本，是指半殖民地社会中同国家政权和外国资本密切结合的资本，它通过出卖民族利益、依靠政治特权来谋取利润。
中国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比较成熟形态的官僚资本是在20世纪40年代形成的，在近代前期只存在官僚资本的早期形式。在洋务运动中，清政府曾对一些民用企业实行“官督商办”政策，即由官府出面创办并派人管理，而由商人出资，用当时人的话说，叫做“官掌大权，商认亏损”。有学者认为，这种官督商办企业(如李鸿章创办的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厂)就属于官僚资本的早期形式。但也有人提出，这些企业的资本来自商人，也应属于民族资本。正确地说，应分析地看待洋务派刨办的“官督商办”企业。一方面，清政府和洋务派大官僚对这些企业“官督”式的管理和运作，已经体现了官僚资本依靠政治特权谋取利润的特点；但另一方面，这些企业的投资主体，却属于民族资本家。
(二)近代前期民族资本主义
中国近代前期民族资本的典型，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出现的商办企业。l866年，方举赞、孙英德创办上海发昌机器厂，1869年开始使用机床；l872年，归国华侨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县创办继昌隆缫丝厂；l877年，轮船招商局的会办朱其昂在天津创办贻来牟机器磨坊；l881年，黄佐卿在上海创办公和永缫丝厂。这些都属于中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
甲午战争前共出现商办企业50余家，资本总额500多万元。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在中国修铁路、开航运、办邮电，加紧资本输出，商品输出也进一步加剧。当时，伴随着农村手工业的急剧破产和铁路、邮电的开通，不少农民、手工业者、运输工人、驿站人员纷纷失业，许多人流向城市谋生。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扩大，为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商办企业虽然存在，但没有明确的合法地位。至甲午战争后，洋务派官办和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已经搞了近三十年，亏损严重，商人不愿继续投资这类企业；清政府财政拮据，也无力进行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不得不宣布允许民间设厂。这一政策的实行，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排除了障碍。在这种情况下，甲午战争后的几年中，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一个短暂浪潮。据不完全统计，1895～1900年，新出现的商办厂矿企业达104家，资本2300多万元。20世纪初，由于清政府在“新政”中实行奖励工商业的政策，民族资本主义仍得到较快发展。l901～1911年，新设厂矿340家，新增资本l0]00余万元，两者均超过此前三十年的两倍。民国初年，由于辛亥革命的推动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得到较大发展。l912～1919年，新建厂矿企业470余家，投资1亿元，加上原有企业的扩资，新增资本达l．3亿元，相当于辛亥革命前50年的投资总额。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由于生长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中，所以一方面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另一方面又与之存在各种依附关系。，
中国近代的民族资本在市场与原料方面受到来自外资的竞争和压迫。中国工业在技术条件方面本来就较外资工业差，成本相对较高，而列强又通过不平等条约迫使中国实行低关税率，并控制中国海关、铁路、航运、金融，致使中国工业在产品销售和原料收购方面难以同外资竞争，不少企业因此破产。郑观应曾指出：“洋货人中国则输半税，土货出洋则加重征，资本纵相若，而市价则不相同。洋货可平沽，而土货必昂其价。”就连曾国荃这样的军阀官僚也曾指出，中国在经济上“种种受制于人，以致十商九困”。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还经常受到封建势力的残酷打击。例如，1881年广东南海县发生旧式机房手工业工人捣毁机器缫丝厂的事件，知县非但不禁止，反指机器缫丝厂“专利病民”，“夺人生业”，男女工人共同生产“有伤风化”，下令将继昌隆等ll家机器缫丝厂全行封闭。封建官府对民族资本的经济盘剥也十分严重，除苛征名目繁杂、数额巨大的税厘外，还经常任意进行毫无法律依据的勒索。对此有人抨击说，清政府“但有困商之虐政，并无护商之良法”。天下设官数千，吏役数万，一个个都如贪狼猛虎，砺齿磨牙，敲商人的骨头，吸商人的骨髓。
中国近代的民族资本在许多方面也依附于外国资本。例如，一些商办企业为了避免官府的打击、苛征和勒索，往往向外商支付一笔费用，然后以它们的名义注册，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各省的商办小轮船公司，几乎都采取这种做法。许多商办企业在原料、动力、市场、资金甚至管理方面，也往往依赖外国。中国近代的民族资本同封建势力之间也存在相联系、相依附一面。当时近代工商业的投资者中许多是地主、官僚、买办，他们一般也同时拥有封建地产，从事封建地租剥削。有些企业，还千方百计试图获得封建统治势力的庇护和支持。例如著名的民族资本家张謇，本是状元出身，中日甲午战争后离开官场而致力于实业和教育，得到来自清政府的各种扶植和庇护。1896年，洋务派大官僚张之洞派他在江苏通设立商务局中华民族近代时间，他乘机创办了大生纱厂，实行“商办官助”，从官方领取纺纱4万余锭，折银50万两作为官股，另招商股50万两。1899年建成投产，官方派兵为之护厂，并许其享有某种程度的经营垄断权，下令20年内在其周围百里之内不得另设纱厂。清末“新政”中，张謇因投资设厂卓有成效，被清政府赏以三品衔，任命为商部头等顾问。
上述近代民族资本的两重性，导致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这个阶级一方面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另一方面又同它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既具有革命性，同时又具有妥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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