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觉醒与中华民族的空前凝聚

“国民”的集体性内涵向“民族”让渡

辛亥革命以后，摆在新的国家政权面前的一大任务就是“把清朝统辖下的各族民众转化为‘中国国民’，并在这样一个地域和人口范围内建立一个完整的‘中华国族’(a Chinese nation)”[18]。从当时《临时大总统誓言》和《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的内容来看，孙中山宣誓和通告的对象都是“国民”。随后，南京临时政府为昭示国民国家的国体及保障国民权利，还专门出台了诸多法令，包括废除奴婢卖身约、改换“大人”“老爷”的官称等。凡此种种表明，这时的“国民”概念除集体性内涵之外也开始强调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这一趋势在新文化运动以后变得更加明显。基于对清末民初一系列变革失败经验的总结，时人逐渐意识到“国权掩盖了民权，国民没有真正得到发展”[19]。于是从公民权利和个人自由角度来凸显国民个体，并通过对传统家庭伦理的批判来祛除子民文化，进而塑造国民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

在这个历史时期内，中华民族观念及其族体构建也进入全新的阶段。这从当时国人多将中华民国之“中华”同“中华民族”相提并论，以及社会上大量涌现的以“中华”冠名的新事物就可窥见一斑。与此同时简述中华民族意识觉醒，中华民族和国民之间的关系，由此前的竞争博弈转向了相互吸引。一方面，作为个体的国民在政治伦理中的凸显为推进中华民族建构创造了人口及观念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在“国民”由集体式内涵转变为个体化内涵的情形下，中华民族逐渐成为整合当时汉满蒙回藏各族及其成员的文化标识、政治符号和组织形式。

国民觉醒与中华民族的空前凝聚

曾纪泽曾以“酣睡”来形容中国人的状态简述中华民族意识觉醒，而清末民初国民塑造活动的主旨之一便是唤醒国人。但无论是内焦外困的清廷，还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北洋政府，在塑造国民和改造国民性方面都显得力不从心。直到20世纪20年代，“对于很多民众而言，并不自知其为子民抑或国民，子民也罢，国民也好，只是多事的知识分子往他们身上贴的外在标签”“他们只是局外的看客，还没有成长为自觉的国民”[12]237。相比之下，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显然更有条件和能力推进国民塑造。从国民政府联合知识分子发起的历次社会运动来看，这个时期的国民改造是多个层次的。如在实施对象上，乡村建设运动产生了改造“村民”的作用，边疆社会服务运动和边疆教育运动具有改造“边民”的意义；在目标和内容上，“国历”运动带有改造国民时间观念的意味，新生活运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指向改造国民的世俗生活和精神生活。

而真正唤醒国民意识的当为抗日战争爆发，特别是在七七事变之后曾经一盘散沙的民众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局面。这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战争，唤醒了全体中国人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边疆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也开始纷纷公开声明自己的“国民”身份，表达出“与全国同胞责任平等，休戚与共”的愿望[20]。空前旺盛的国民意识淡化了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不同族体、不同政见等群体之间的身份差异，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朝着一体化和实体化方向发展，为争取抗战胜利凝聚了强大的力量。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