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和环绕的人已经很多,我们还要加入进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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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清时代的文学风光,已经让给了戏剧、小说。这些作品的体量都很大,就像是一重重山丘,不管是攀越它们还是环绕它们,都要花不少时间。而且远远看去,在攀越和环绕的人已经很多,我们还要加入进去吗?
我不反对年轻朋友攀缘和环绕这些作品,但不赞成沉陷在里边。因此,作为一个攀缘和环绕过很多次的过来人,要在山口的坡台上提示几句,让他们从容地进去,从容地出来。
这种提示,不是讲解,不是导游,因此越简短越好。记得我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文化史”课程时,与各系学生有一个“闪问闪答”的环节,学生的提问和我的回答,都像闪电一样快速简短。后来,根据讲课记录整理出版的《北大授课》,不管是海内外的哪一种版本,最受读者欢迎的总是“闪问闪答”部分。
很想以“闪问闪答”的风格来对付长篇作品。但由于那些作品包含的问题很复杂,几经试验都难于“闪答”,而只能“短答”。
这种“短答”,会被很多专家看到,因此要短而准确,短而在行,短而胜长,很不容易。
那就试试吧,请了五位年轻朋友设计了“短问”。
短问:中国四部古典小说,产生的时间顺序如何排列?文化的等级顺序又如何排列?
短答:时间顺序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很巧,文化的等级顺序也这样排列,一阶阶由低到高。
短问:那就先问第一台阶,《三国演义》。您认为这部历史小说的文化价值何在?
短答:第一次以长篇故事和鲜明人物,强烈地普及了最正宗的“中国观念”,即大奸、大义、大智。大奸是曹操,大义是关羽,大智是诸葛亮。这种普及,社会影响巨大。
短问:那么《水浒传》呢?
短答:与正宗观念反着来了,“流寇”被看作了英雄,认为他们是在“替天行道”,这就颠覆了天理和道统。英雄人物武松、鲁智深、李逵、林冲写得很生动。宋江则是一个在“江湖道德”和“正统道德”之间的徘徊者。
短问:金圣叹为什么把聚义之后的情节砍了?
短答:砍得好。英雄们上山了,施耐庵就下不了山了。一个总体行动已经结束,他无法继续,只能硬拖。
短问:您觉得英雄上山后,小说还能写下去吗?
短答:能。更换一个方位,加上悲剧意识和宗教意识。我有过几个具体设想,这儿就不说了。
短问:难道闹闹腾腾的《西游记》也算上了一个台阶?
短答:对。《西游记》出现了一种寓言式的象征结构,这在小说中很是难得。鲁迅说它“实出于游戏”,我不同意。
短问:有哪些象征?
短答:第一象征是,自由本性,纵横天地,必受禁锢;第二象征是,八十一难,大同小异,终能战胜;第三象征是,师徒四人,黄金搭配,处处可见。
短问:终于要面对《红楼梦》了。我们耳边,有红学家们的万千声浪,您能用一句话文学名著人物短评,来概括这部小说的意涵吗?
短答:这部小说通过写实和象征,探寻了人性美的存在状态和幻灭过程。
短问:在小说艺术上您最赞叹它哪一个方面?
短答:以极为恢弘的大结构,写出了五百多个人物,其中宝玉、黛玉、王熙凤、晴雯可谓千古绝笔。这么多人物又分别印证了大结构的大走向,那就是大幻灭。
短问:红学家们对作者曹雪芹的家族有大量研究,您能用最简单的语言说两句吗?
短答:在清代“康雍乾盛世”中,曹家在康熙初年发达,雍正初年被查,乾隆初年破落。曹雪芹过了十三年的贵族生活后,辛苦流离。三十八岁开始写这本书,四十八岁就去世了。
短问:有些红学家对高鹗续书评价极低,您认为呢?
短答:这不公平。高鹗当然比不上曹雪芹,但他保持了全书的悲剧走向,写出了黛玉之死和宝玉婚礼的重叠情节,都难能可贵。见过几种续书,他的最好。没有续书,很难流传。
短问:您曾多次论述,这四部小说不能并列,因为《红楼梦》高出太多,是吗?
短答:是的。
短问:还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影响也很大,《聊斋志异》。这本书内容很杂,又荒诞不经,为什么会这么出名?
短答:《聊斋》的各种故事中,有一抹最亮眼的异色,那就是狐仙和人的恋爱。很多读者都把这些狐仙看作了幻想中的恋人,因为她们生气勃勃,非常主动,机智任性,无视规矩,这是人世间的女友很难具备的。
短问:您是说,这些故事突破了现实题材的各种限制?
短答:要弥补现实,当然必须突破现实。一突破,连情节都变得艳丽奇谲、不可思议了。于是,一种特殊而陌生的美,压过了恐惧心理。为了美,人们宁肯拥抱不安全。为什么戏曲、电影都喜欢在《聊斋》中取材?因为它在弥补现实的同时也弥补了艺术。
短问:您的回答已经开始有点长了,要不要继续下去?
短答:一长就违背了我们的约定,那就结束吧。
——以上,就是有关中国古典小说的“短问短答”记录。
一部部厚厚的小说,竟然用这么简洁的语言来评说,似乎包含着一种故意的逆反心理。这也有好处,通过远视、俯视、扫视,我们发现了这些文学丘壑的灵窍所在。如果反过来,采用近视、逼视、久视,很容易一叶障目。
正是在匆匆扫视中我们发现,仅仅这几部小说,也都在不长的时间里完成了勇敢的文化背叛。《三国演义》首先以浩荡的情节和鲜明的形象,翻转了历来儒家的道义传扬方式;《水浒传》则以一座梁山,反叛了三国道义;到了《西游记》,一座梁山已经不够玩的了,从花果山、天宫到一个个魔窟,都是孙悟空反叛的连绵“梁山”;《聊斋志异》则把人间全都反叛了,送来夜半狐仙的爽朗笑声;《红楼梦》的反叛就更大,把繁华、人伦、情爱,全都疑惑地置之其内,又决然地拔身而去……
由此可见,创造就是反叛,反叛得有理有据,又有声有色。如果把文化创造仅仅看成是顺向继承,那一定是艺术生命的“穷途”,会让那么多英雄和非英雄、那么多人杰和鬼魅,都嗷嗷大叫。
正是在一层层反叛的过程中,艺术创造日新月异。你看,仅仅这几部小说,仅仅在人物塑造上,《三国演义》的类型化,《水浒传》的典型化,《西游记》的寓言化,《聊斋志异》的妖仙化,实在是琳琅满目,更不必说《红楼梦》在幻灭祭仪中的整体诗化了。
面对如许美景,我们不能不心生敬佩。与欧洲艺术界形成一个个流派不同,中国的这些小说作家没有流派,而是一人成派,一书成派,不求追随,拒绝沿袭,独立天地,自成春秋。
更让我们敬佩的是,他们所处的时代并不好,个人的处境更潦倒,却能进入如此精彩的创作状态,实在不可思议。我常想,不必去与楚辞、唐诗、宋词比了,只需拿出古典文化衰落期的这几部小说,就会令我们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化深深羞愧。知道羞愧还好一点,问题是我们总不羞愧文学名著人物短评,永远自信满满,宏词滔滔。
(文章选自余秋雨新书《雨夜短文》,有删节,天地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读史系授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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