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看法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即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闻道——郑州市人大常委会机关道德大讲堂专题
发表时间 : 2012/7/25 来源：郑州人大网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目标，十七届六中全会又进一步强调这一目标，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和战略高度，提出了在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在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总体目标。怎样认识和实现这一目标，本人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闻道联系起来，提出以下看法。
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承袭了中国文化注重闻道的优秀传统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一个优秀传统，那就是注重闻道。道家注重闻道，儒家同样注重闻道，佛教传到中国之后，同样也注重闻道，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习惯于把闻道称为开悟。其之所以如此，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是同一个重大问题：众生由于百般情欲缠绕自身，以致陷在烦恼妄想、颠倒错乱之中而不得解脱。因而三家都主张摒除妄念、悟道为明，终极目标都是遵循大道以实现人的自然天性。
然而，闻道是一个很神秘的事情，闻道者很难把他对大道的认识传达给没有闻道的人。《庄子•天运》中就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使道而可献，则人莫不献之君；使道而可进，则人莫不进之于其亲；使道而可以告人，则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与人，则人莫不与其子孙。然而不可者，无他也，中无主而不止，外无正而不行。”其意思是说，如果能把大道献给君王的话，没有人会不把它献给君王；如果能把大道奉给父母的话，没有人会不把它奉给父母；如果能把大道告诉别人的话，没有人会不把它告诉自己的兄弟；如果能把大道送给别人的话，没有人会不把它送给子孙。可人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这是因为，如果他人心中没有接受大道的“主”，也就是说，如果其价值体系尚未成长到可以接受大道的程度，就算是把大道告诉他，也仍然无法停留在他心上；就算是他能够在思想上理解大道，也仍然由于缺少适宜的外部环境而无法把大道贯彻到行动上。庄子的说法合情合理，抓住了要害。
虽然闻道很难，但仍然有很多中国人不肯放弃对大道的追求，他们执着地艰难地在黑暗中摸索，并努力地把所摸索到的答案传达给自己的同胞。在摸索了两千多年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现在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承袭了中国文化注重闻道的优秀传统，于是我们便可使神秘的难以捉摸的闻道具有了具体的内容，进而得出这样一个新论断：闻道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现在我们看到，人之所以有人格高下的区别，就在于价值体系不同。人与动物都由碳氢氧氮等元素组成，但外形与智力不同，其原因就在于人与动物分别具有不同的基因。进一步来观察人类，则有古人所说的君子与小人的区别。虽然他们都是人，所赖以组成的化学元素相同，基因也相同，但却具有极为不同的行为方式，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具有不同的价值体系。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分别处在价值体系进化的不同阶段上，都有一个自以为是不容置疑的核心价值，隐藏在他的无意识之中，他为之奉献了全部忠诚、智慧和时间，乃至全部生命；有人以人格完美为核心价值，有人以占有财富为核心价值，由于这种不同，人们便分化开来，有人是和谐之源，有人是内耗之源。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一个小人，自私愚蠢，不能合理行动，就是因为他和动物一样把低层级价值作为核心价值，没有认识到真正重要的价值。中国古人所孜孜以求的闻道，也无非是为了打破私有制价值体系的屏蔽，摆脱这种动物式的生存状态，认识到真正重要的价值。它本来就潜藏在我们身上，用王阳明的术语来说便是“良知”，“这良知人人皆有……众人自孩提之童，莫不完具此知”，只是由于环境、习性等因素障蔽了它，所以就需要通过自己的体悟磨练来认识它，“本体功夫一悟尽透”，“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①]佛教也有“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之说，佛与普通人的差别只在“悟”与“不悟”之间，一旦洞见自性与佛性并无两样，便可“明心见性”，立地成佛。
现在我们知道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之后，便可澄清古人在闻道问题上所留下的神秘主义迷雾，使闻道成为一种大家都可以理解的目标。真正的共产党人与以往的闻道者具有同样的目标：超越了私有制的价值体系，能够像王阳明所说的那样“致其良知”；与之同时，他们认识到闻道不是个体所能单独实现的目标，必须在社会集体中才能实现，所以就必须致力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及文化环境，为大家的集体闻道创造条件。马克思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这不是因为马克思的思想境界很高尚，而是由于他认识了社会运行本身的逻辑。只有认识了这个逻辑，人们才能反过来认识自身价值体系的成长规律，在自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同时，推动社会价值体系的进化，在社会整体进步中实现自身人格完美。因而我们可以断言：我们现在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探索，承袭了中国传统文化注重闻道的优秀传统，同时也使闻道具有了实现的可能。
理解了上述观点，也就可以解释这样一种现象，为什么西方人生产力很发达，科学技术也很进步，但却无法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呢？这是因为他们缺少闻道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只能生长在书斋里，而在中国则可以发扬光大，这也是因为我们中国有闻道的优秀传统，有大量的人追求这个目标，这就为马克思主义的成长提供了适宜的社会基础。
理解了上述观点，我们自然也就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找到了建设的路径，那就是引导人们自觉追求闻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大道，真正的共产党人即是闻道者。人们一旦闻道了，自然而然地就会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但如果人们不闻道，便会把上述内容作为一种道德要求，而不是把它们作为人的本份、唯一可行的行为方式，其价值体系的发展水平决定了他们无法接受这些内容，不是“若存若亡”，就是“大笑之”。
理解了上述观点，我们也就为当前的文化建设找到了关键，那就是引导人们开悟闻道；如果没有价值体系的转换提升，无论建多少博物馆、图书馆、科技馆，也无论组织多少次文艺演出，都不过是外在的装饰。只有内在价值体系的进步，才能为人们提供值得歌颂赞美、为之倾倒陶醉的内容；反过来说，只要有了这种内在价值体系的进步，人们自然而然地就要把它表现于外，这就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永不衰竭的内在动力。
二、闻道即是克服价值体系的独断论
不管我们把闻道说成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还是反过来说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闻道，对于那些没有闻道的人来说，他们都仍然不知所云。在他们与闻道这个目标之间，存在一道无形的屏障，用康德的词句来说，这就是独断论；相对于康德所说的那种认识过程中的独断论来说，这是更深一个层面的独断论——实践中的独断论。
康德在莱布尼茨、沃尔夫等人的哲学体系中发现了这个“独断论”问题。他发现这两位哲学家在没有考察人的认识能力的条件和范围之前，就断定理性仅凭自身的力量就可以认识一切事物的本质；他们不知道认识的条件是什么、范围有多大，任意地超出理性的范围，狂妄地作出武断的不受经验检验的结论，他将这种做法称为独断论。
康德发现的这个问题很重要。打个比方来说，如果人们要研究星空，就要有天文望远镜，如果要研究细胞的结构，就要有电子显微镜。如果人们没有这些装备，却也要去认识星空和细胞，非要说天河是王母娘娘用簪子划出来的一道河，或者断言人类是女娲娘娘用黄土捏出来的，那就是独断论。所以，康德正确地认为，在认识问题之前，应当先对人的理性作一番研究，看看人的认识能力究竟有多大，它的条件是什么，什么是可以认识的，什么是绝对无法认识的，防止超过自己的能力去认识自己认识不了的事物。在研究了人的认识能力之后，康德认为，上帝存在、灵魂不灭问题都是经验达不到的，因此不能认识。
康德通过对人的认识能力的批判研究而发现了独断论；如果把这种批判研究深入到人类实践活动领域，我们便会进一步发现，在实践领域也存在与之相类似的独断论。
人的实践与价值体系密切相关，每个人都处在价值体系成长的特定阶段上，其价值体系的发展水平必然会在认识与实践过程中发挥重要的导向作用。如果人们的价值体系的发展水平不高，其一言一行都会自然而然地把它表现于外，庸人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浊气逼人”，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俗不可耐”。贪官被锁定在贪腐的道路上，直到被抓住，才知道后悔；西方国家也被锁定在战争掠夺的生存方式上，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不会改邪归正。其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他们认识不到价值体系问题，也认识不到自身价值体系的局限性。生活在由私有制价值体系占主导的社会气候中，当人们能够对自己的价值体系做出自觉选择之前，就已经被社会环境中的价值体系所影响和控制了。人们对自己在下意识状态下接受的价值体系未加探讨研究，就武断地认为它是天经地义的价值体系，对它深信不疑，认为它就是真善美的绝对标准；本来是处于价值体系进化的特定阶段的人，却把自己所达到的认识作为终极的答案，以上帝的口吻来发言，这就是价值体系的独断论。比如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崩溃之后，福山就曾提出历史终结论，自信地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就是“人类社会形态进步的终点”；事实证明，这种以低水平价值体系为基础的自信，通常是靠不住的。
未闻道的人就是陷在价值体系的独断论之中不能自拔的人。他们以财富的私人占有为核心价值，坚持的是私有制的那一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和丛林法则，只能用经济人的眼光来看社会人生，理解不了超越这种水平的生存状态。他们把和谐的人际关系、更高层次的人生目标视为一种高尚的理想、不能实现的东西，所以他们一听见人们谈论理想道德，就哈哈大笑，这是未闻道者所必然要产生的生理反应，老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发现了这种现象：“下士闻道，则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由于价值体系的发育不充分，未闻道的人命中注定地处于自相矛盾之中：虽然主张私有制，但却并不尊重他人的私有权，总是挖空心思地侵占他人的财富，他们偷盗、抢劫、坑蒙拐骗，利用金融手段把别国的财产席卷一空，通过发动战争来掠夺别国的财富；虽然在口头上高喊“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但在实际上并不真心地关心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他们心目中的“人民”实际上仅仅是他们自己，不过是假冒“人民”的名义以实现自己的利益罢了。由于价值体系的低级，他们本身就是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但他们认识不到这一点，认为坚持这种低级目标就是自己的自由民主与人权，并进一步用普世价值来包装这种低级价值体系，强化这种价值体系，进而使各种社会问题更加猖獗，矛盾就会越来越尖锐。
我们还可以观察到这样一个规律，越是价值体系低级的人，就越是喜欢当官；他们缺少自知之明，不知道自身价值体系的局限性决定了自己没有能力管好社会事务。为了做官，一些人采用“跑闹买骗”的办法，无所不用其极；另一些人则大力宣传“一人一票”，热衷于颜色革命；虽然方式不同，想当官的目标却是一致的；这样的人一旦当官，其价值体系中的缺陷便会被放大，制造出很多社会问题，同时也使自己面临很多危险。
包括某些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也仍然在实际上坚持着私有制价值体系。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只能以其价值体系所达到的实际高度为限，但他们认识不到这种局限，把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本身，这同样也是独断论。当年有一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断，看起来是坚持了实践标准，其实任何检验都是由人来进行的，而所有的人都不是生活在现实生活过程之外的超人，都必然要带着社会环境所强加的价值体系，客观事实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只能以其价值体系的高度为限，其检验过程也被其价值体系所决定。但他们认识不到这一点，把自己的检验标准绝对化，称之为“实践标准”，这就是以偏概全的独断论。如果包含在这个“实践标准”中的价值体系不是很先进，用它来指导实践，社会生活就无法进入和谐发展的轨道，问题就会越来越多。
人类要想摆脱上述自相矛盾的困境，避免自我毁灭的命运，就必须摆脱价值体系的独断论，走上闻道之路。不管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所有的人都必须闻道。不是单个人的闻道，而是社会整体的闻道。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人要突破中世纪的精神禁锢，需要有一个启蒙运动；与之同样的是，现代人要想突破私有制价值体系的禁锢，走出当下濒临自我毁灭的困境，也需要一个启蒙运动，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伟大意义之所在。
三、闻道就是人类价值体系进化过程所要达到的目标
中国人之早熟就在于中国人很早就以闻道为目标。但是，在认识到这个目标与实际地实现这个目标之间还有漫长的距离，其中最难解决的问题在于：必须找到一个与闻道相配套的生活方式。贾宝玉厌恶仕途经济，追求新的人生目标，也可以说他闻道了，但他没有找到与之相配套的生活方式，现实生活过程无法容纳他的新目标。为了反抗社会生活过程的强制，贾宝玉就只能选择出家；这种孤独的反抗命中注定是一场悲剧。
贾宝玉的经历可以说是闻道者的命运的一个缩影。尽管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闻道这个目标，但却一直没有找到把它与现实生活过程结合起来的生活方式，所以就没有做到“知行合一”。老子虽然撰写了《道德经》，原本就不打算付诸实施；孔夫子“知其不可而为之”，周游列国以图找到能够支持其行道的国君，结果是无功而返；董仲舒把儒学与现实政治过程结合了起来，把大道与社会生活的结合向前推进了一步，但仍然没有把大道灌输到社会经济过程中去；此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也大力倡导尊孔读经，但由于倡导者自己并没有闻道传统文化 核心价值，只不过是把儒学作为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他们更不可能做到“知行合一”。宋明以后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仍然把闻道局限在个人精神觉醒的范围内，与现实生活过程相脱节，没有做到“知行合一”。
以往的人们都没有做到“知行合一”，其原因就是因为缺少了那种与闻道的目标相配套的生活方式。由于人与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这种生活方式不是单个人所能独自享受的东西，它只能是社会集体的生活方式。人要想享受这种生活方式，就必须改变整个社会生活过程。“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们要想改变自身的价值体系，就必须改造社会价值体系；但当人们要去改造社会价值体系时，就会发现它们又是由个体价值体系构成的，要改造社会价值体系则又必须改造个体的价值体系；于是在个体与社会环境之间就存在着一个互相依赖又互相制约的“超循环”，把社会锁定在既定的轨道上，这便是所谓的“路径依赖”。两千多年来，中国人追求闻道但却没有深入到这个层面，仅在个人的自我修养上下工夫，无法摆脱社会生活过程的羁绊，正如葛兰西所说：“把道德上的‘完善’设想为一种纯粹个人的事——这是妄想和谬误。” [②]所以就只能是一种软弱无力的“应该”，导致了很多悲剧。
因而闻道并非仅仅是个人事务，它是社会集体的共同事业，甚至是全人类的事业。为了自身的闻道，人们就必须致力于社会整体的变革过程；率先闻道的人们就必须团结起来，组成为政党，发动武装革命，夺取政权，建立与新的价值体系相配套的政治经济制度，发展生产力。经过这一系列的程序之后，共产党人才能进一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致力于把它“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 [③]在此基础上，我们便可进一步创立一种新的与闻道相配套的生活方式；只有把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这样一个深度，人们才能真正闻道，达到“知行合一”。
现在看来，闻道或者说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哲学发展的终极目标，达到了这一点，人类便可建立起一个宏大的理论体系，把以往的各种哲学都包括在内；它同时也为所有的人提供了一个生命成长的坐标系，接受了这个坐标系，就可以奋发向上，成为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就可以沿着正确的方向发挥自身的潜能，在适应商品经济环境的同时成就自己的完美人格。具有这个目标的人自然而然地就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矗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
因此，闻道就是人类价值体系进化过程所要达到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人类经历了漫长的跋涉；它贯穿了整个人类已有的历史，正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哲学的目的就在于认识这一唯一的真理，而同时把它当作源泉，一切其它事物，自然的一切规律，生活和意识的一切现象，都只是从这个源泉里面流出，它们只是它的反映……” [④]我们现在已经来到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已经接近于达到目标传统文化 核心价值，不能功亏一篑，所以就应当珍惜已经取得的成就，善始善终地实现这个目标，彻底地从私有制的奴役下解放出来。
人类解放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中国人不能单独地获得解放，所以就必须借助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所推动的伟大革命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大道才能把根深深地扎进现实生活之中，找到实现它的现实路径。反过来说，也只有得了大本大源的中国人才是马克思的知音，才有能力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并不占主流地位，只能生存在书斋里，所以当代西方社会至今也没有认识到价值体系问题，他们摆脱不了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纠缠，甚至想不到要摆脱其纠缠，其反思的能力深入不到价值体系这个层次。只有在我们中国人改造旧世界、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才能在社会经济政治过程中生根开花，大展身手。也只有中国人的伟大实践才站在人类进化的最前沿，推进人类对自身和社会的认识不断深化，深入到实践与价值体系的关系。这个由马克思开创的历史进程，最终要由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来完成，看来是历史的宿命。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每个人都应自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人类现在被锁定在资本主义轨道上，这种发展把我们置于这样一个困境，如果不能摆脱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控制，就要自我毁灭。为了人类文明的延续，也为了自身的生存，人类必须踏上中国古人所指出的闻道之路，完成价值体系的转换。当人们真正相信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之融为一体，自然就会进一步找到建设这种价值体系的可操作性；而不是倒过来，先找到可操作性，然后再去相信。只有真正相信并坚持这种价值体系，我们自然就能卓然自立于流俗之上，保持革命理想，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用自己的言传身教来传播这种价值体系，使新的价值体系在个体与社会环境之间形成稳定的“超循环”，把社会运行稳定在和谐社会的运行轨道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