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丰富多样，传承发展文献语言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其丰富内涵，以利于更好坚定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神。文献语言学是研究中国历史、传统文化、语言文字的基础学科，大力发展文献语言学对于挖掘、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古代文献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丰富多样，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首先就要从保护和研究这些载体入手。岩画、雕塑、建筑、器物、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等都是这样的载体，而数千年绵延不绝的古代文献则是最主要、最全面、最系统的载体。无论是出土文献，还是传世文献，都是特定时代的文化产物，这些文献记录着用特定时代文字书写的特定时期的语言，真实地保存着一代代华夏子民创造的绚烂民族文化。
要顺利有效地利用这些古代文献，从而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首先就必须读懂它们，而读懂它们就必须研究历朝历代的语言文字。这种基于古代文献来研究语言文字的学问，就是文献语言学。在大力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这一学科理应得到更多的重视、更大的发展。
文献语言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之学
古代语言，包括记载它们的甲骨文以及其他各种古文字，是中华文化得以传承与发扬的历史瑰宝。重视语言文字研究，把语言文字置于重要地位，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早在先秦时期，古人就已经意识到语言文字是随时代发展的，任何新时代的来临都“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汉代人认为，前人能够“垂后”、后人可以“识古”的文字，是“经艺之本，王政之始”。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语言文字研究大国，传承绵延不断，成果丰硕无比。继承传统，融合现代，结合古代文献实际而提出的文献语言学，正是这样一种具有中国特质的学科，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之学。
古代中国的语言研究，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诸如“正名”理论这样的精彩论述。自汉代兴起对经典文献的注释之后，文字分析、训诂考据、语音研究等主要围绕经典进行，以帮助人们阅读、理解经典，因此内容上的人文性和目的上的应用性成为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重要特性。这种研究模式主要聚焦于考证文献资料和寻求故训，语言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历史演变并没有被自觉纳入研究视野。古代中国的语言文字研究在基本理论探索上也颇多建树。比如，汉代扬雄、刘熙等学者从经学盛行的氛围中把目光投向语言本身，撰写出《方言》《释名》这样伟大的著作。再如，清代乾嘉时期的古音古义研究取得辉煌的成就，在《说文解字注》《广雅疏证》等名著中蕴含着精彩的理论原理和研究方法论。
广泛应用于印欧语系研究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和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理论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相继传入中国，中国的语言文字历史研究从此越来越深地打上了西方语言学的烙印。100多年来，中国的语言文字历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一直面临着内在规律探索和理论体系建构方面存在的一些难题。西方语言学是基于西方语言的理论概括，而中国语言文字则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将中国的语言文字历史研究纳入西方语言学的分析体系之中终究是方枘圆凿、治丝益棼。进入21世纪的今天，寻找一条符合我国语言文字历史实际的研究道路，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服务，已经成为一项极为紧迫的任务。
文献语言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之学
文献语言学主张立足海内外传世文献、出土文献，综合运用文献学、传统语言文字学、现代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去解决古代文献中的语言文字问题，去研究古代语言文字的结构规律和演变发展规律。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正确解读有赖于文献语言学，文献语言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之学。
出土文献，特别是先秦两汉的出土文献，用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等古文字书写而成，文字的形体怪异、构意古奥，需要经过文献语言学专家特别是古文字专家的辨认和考释，才能认识并读懂它们。出土文献中一个个难题的不断破解，正是一代代文献语言学专家和古文字专家不懈努力的结果。他们的卓越研究工作使得生活在两三千年之后的我们，仍然能够直接受到中华古代文明和历史文化的熏陶。同样，传世文献即历代古籍，也需要文献语言学的专门学问家付出不懈努力；否则浩瀚的典籍只能是图书馆、博物馆的藏品，而无法活在当下、服务当下。
可见，文献语言学这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阐释之学，不仅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学科，也是中国语言文字学的基础学科。前者的基础性体现在应用层面，诸如思想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音乐史、农业史、中医史等诸多历史学科，都需要依赖文献语言学去解决文献史料中的语言文字问题。后者的基础性主要体现在理论层面，文字、词汇、语音、语法等语言文字诸要素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其中隐含着精微的发展规律，探索并总结出这些规律，不仅能解释复杂的历史语言文字现象，而且可以为世界语言文字学的丰富与发展作出我们的贡献。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献语言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一重要论断不仅具有科学性，而且具有针对性和前瞻性。我国现行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建设存在过分依赖“西学汉证”理念的现象，在片面强调来自西方的所谓科学理性的同时，不知不觉地削弱甚至消解了中国历史学科的人文传统，最终无法抽绎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和认知逻辑。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论断对于校正现行学科体系所存在的这一根本性缺陷具有重大理论指导意义。
文献语言学是一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文献语言学提倡借鉴、吸收、消化世界上一切先进的语言学理论与方法，但其根底始终在于立足本土、专注文献、重视人文。理念上特别强调发扬中国古代重综合的传统，尤其重视借助多学科的支撑对材料做精微的科学分析，正确理解材料中的语言事实，继而探索其发展规律。对于语言文字历史研究而言，语言文字事实永远是第一性的，语言文字理论是第二性的；语言文字历史研究的材料是古代文献，所以为了弄清语言文字事实必须首先研究古代文献。在材料、方法、研究目标上，文献语言学都体现着鲜明的中国特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具有继承性、民族性传统文化之中华文字教案，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这一概括不仅把中国特色的要求精准体现出来，还把哲学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和人文性高度融合在一起。西方语言学在中国的百年实践，之所以一直水土不服，根本原因就是它无法适应中国语言文字深厚的人文性特质。
文献语言学力求立足事实分析语文现象，依据文献研究语言历史，贯通古今探索演变规律，融汇中外构建学科理论，凝聚队伍成就学术流派。它强调立足文献和语言文字事实，体现了“继承性、民族性”。汗牛充栋的历史文献，不论来自历史传承还是考古挖掘，都是语言文字历史研究的资料，语言文献学不仅揭示了这些古代文献保存下来的中华文明独具的民族性，而且通过研究、传播，使中华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得到科学继承与发扬。文献语言学的学术目标是研究语言文字历史、探索演变规律，这体现了“原创性、时代性”。中国语言文字丰富多彩，有历史文献记载的语言也很多，充分掌握这些特有的文献语言，利用这些资源开展共时与历时研究，揭示语言文字的结构法则，探索演变发展规律，提出基于中国文献语言的理论创见，将不断丰富发展普通语言学理论宝库。文献语言学的根本目标是构建学科理论、创建中国学派，这体现了“系统性、专业性”。古代中国的语言文字历史研究遭受诟病最多的一点，就是缺乏系统理论和学科构建。文献语言学要科学揭示语言文字规律，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学科理论，体现系统性；要培养出一支高水平且年龄梯度合理的学科队伍，真正形成有对话能力和对话分量的中国学派，做到专业性。
为此，中国语言文字工作者应当一起积极努力，抓住重点并卓有成效地开展下述工作。首先，确立文献语言学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中的合理地位，在学科体系和体制机制上保障文献语言学的良性发展。其次，科学规划文献语言学建设蓝图和重大研究课题，指导文献语言学有序高效地科学发展。第三，致力于文献语言学学科理论的探索，深入总结几千年来中国的历史经验，吸收借鉴国外语言学理论研究成果传统文化之中华文字教案，系统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历史语言文字学科理论。第四，全力支持文献语言学人才队伍建设，以保障中国特色的文献语言学研究生生不息，成果代代迭出。
（作者：北京语言大学文献语言学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