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推荐）薛瑄：作诗作文写字，皆非本领工夫

尽管他诗文造诣极深，但他认为“作诗作文写字，皆非本领工夫，惟于身心上用力最要”，因此他专精性命之学，这为他成为著名的理学大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主要著作有：《文集（二十四卷）》、《读书录（十一卷）》、《理学粹言》、《从政名言》、《策问》、《读书二录》等。其中《读书二录》是集薛瑄理学思想大成的代表作，也是他平生所作读书笔录或读书心得之集中总汇。它集中反映了薛瑄毕生矢志求道，专精性命的思想进程，是他作为著名理学大师的最重要学术成就。明代号称以理学开国，尊朱学为一家独尊的正统，在明初思想界占了绝对统治。但由于朱学本身存在有矛盾，因而有不少分门别派对此发挥、评判。土木之变之后，明朝国运颓败。明朝正直的忧国学者将此归结为“人心不正”，理论分化。因而薛瑄从维护朱熹理学的正统地位出发，从克服朱学弊端入手，发扬理学。他适应时代要求，对朱熹理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批判改造，并在朴素唯物论色彩的宇宙观和认识论思想基础上，确立了系统的实学理论和学风，对明代实学思潮的兴起，起了直接的先导作用。但他同时受儒学影响深刻，他对理学的根本思想依然牢牢恪守，特别是在心性天人问题上，从而成为替封建制度作辩护的思想工具。 薛瑄除了创立自己的学说外，还教书从教，并创建了河东学派，从而与王阳明为首的姚江学派构成明代理学思潮的两大主要流派。

河东学派主要是薛瑄在前后约二十年的长期从教生涯中，按照他自己的教育理论，特别是他毕生倡导的实学理论和学风，培养造就的一大批学者。初时，其弟子及从游答问者七十余位于谦学四书五经，但在思想界于谦学四书五经，他门生遍及四方，他的思想经由门生弟子们流传，使得成为影响巨大的显学，获得了广泛的崇奉和信仰。并且，关学（张载创立的理学学派）的一大批学者都学于薛瑄，尤其是以关学集大成者的吕楠为代表的学者。他既是薛氏后学、河东学派的重要学者，又是关学中兴的著名人物。他成为河东之学和关中之学的中介，从而使得关学中兴。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说，是薛瑄造就了明代关学的中兴。 此外，薛瑄还是一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他从四十岁步入仕途，六十九岁致仕还乡，其间曾几经起落。永乐十九年（1421）中进士后，一直忙于料理祖父母及父亲丧事。直至宣德三年（1428），他才以广东道监察御史的身份步入仕途。宣德十年（1435），改任云南道监察御史。正统元年（1436），升佥事提督山东学政。正统六年（1441）升大理寺左少卿。但因忤逆宦官王振，被销职回家。正统十四年（1449）召为大理寺右丞。景泰元年（1450）奉敕如四川云南督饷。景泰二年（1451）又任大理寺右丞，寻迁南京大理寺卿。

景泰四年（1453）调北京大理寺卿。景泰六年（1455），进阶通议大夫。天顺元年（1457），升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寻迁左侍郎。不久，因不满石亨、曹吉祥乱政并于谦被害，愤而辞职，从此以教授学生为业。他从政讲求重民、爱民，“以爱人为本”，并坦然正直，光明俊伟，坚决同邪恶势力作殊死抗争，成为受时人称道的直臣。 总之，薛瑄平生“兢兢检点言行”，毕生读书、著述，倡导实学理论和学风，其思想和著作受到当时和后世进步学者的崇高赞誉。其创立的河东之学在明代思想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 薛瑄(1389—1464)，字德温，号敬轩，河津人。明代著名的理学教育家。他是明初程朱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也是明代有名的硬骨头清官。 薛瑄在理学上开创了一个河东学派，他继承程朱，但也揭示了程朱理学的内在矛盾，提出了一些唯物主义的命题。他提出以气为本的思想，说：“一气流行，一本也。”、“理只在气中，决不可分先后。”这就批判了朱熹“理在气先”的观点，把理安放到物质性的气的基础之上了。但他并未摆脱理学的束缚，最后还是承认，“气之浩然，命之穷通，悉有理以为之主。”在个人修养方面，薛瑄“主敬”，但他不止强调“静”字功夫，也注重了“应事”是通向天理的途径。

他提出“复性”说，认为人如果能认识到“天人一理”，即做到“能知”，然后再力行，就可以自觉地复其性，达到圣人的境域。这在认识论方法论上，有某些注重实践的合理因素。 薛瑄的著作，有《薛文清公集》二十四卷，《读书录》、《读书续录》各十卷。 薛瑄 中国明代哲学家,字德温,号敬轩，山西河津人。生 于洪武二十二年。永乐十九年（1421）进士。宣德三年 (1428)任监察御史差监湖广银场。正统元年(1436)为山 东提学佥事，六年为大理寺正卿，因触怒太监王振，放 还为民。景泰二年（1451）擢南京大理寺卿，天顺元年 (1457)转礼部侍郎，翰林院学士。因石亨等人专权，辞 官，居家讲学。卒于天顺八年，谥文清。著作有《读书 录》22卷，《薛文清集》24卷，收入《四库全书》。 薛瑄哲学以朱熹为宗，但对朱熹思想有所修正和发 展。他否定了理在气先,理在气上的观点，在《读书录》 中，他提出“遍满天下皆气之充塞而理寓其中”，“理 只在气中，决不可分先后”，“理气无缝隙，故曰器亦 道也，道亦器也”。总之，“不可脱去气而言理”。他 认为理是万事万物自然之脉络条理，不离气而独立存在。 他提出太极之理“只在气中，非气之外悬空有太极”的 观点，不同意朱熹所谓太极之理先于阴阳而生阴阳。

但 他接受了朱熹气有聚散、理无聚散的说法，认为“理如 日光，气如飞鸟，理乘气机而动，如日光载鸟背而飞”， 承认太极之理可以再造天地。 薛瑄从他的理气观出发，批判了佛教以一身“擅造 化之柄”的理论；批判了陆九渊只主静坐反对向外求知 的主张，认为这种主张未有不流于禅者。他发展了朱熹 的格物致知说，重视耳目感官的认识作用，认为“耳目 口鼻专一事而心则无不通”，肯定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 的联系，又认为后者高于前者。他的格物方法，虽以读 书为主，但也重视考察天地万物。在知行问题上，主张 二者“兼尽”，强调道德践履的作用。他接受了“理具 于心”和“性即理”的观点,承认物我内外同是一理,同 是一性，认为人只要能知性、复性，就不会拘于形体之 小、蔽于物欲之私，而与天地同其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