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管理的曲折道路上异常艰难将走向何方？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把“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来，特别是1994年以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时，大量的私营工商企业如同雨后春笋。随着企业规模变大，原有的经营之道并不在适合于当前的发展，许多企业家求助于于西方先进管理理论，以解决发展瓶颈；一些大学教授、学者在研究西方管理过程中，也在讨论是否存在中国式管理，试图复兴中国管理思想在世界理论界的地位，然而中国式管理在这条曲折的道路上异常艰难，它将走向何方？中国式管理至上世纪80年代西方管理理论引入中国提出之时，主要有三种学派观点。第一种观点是中国式管理客观存在。根据权变理论，管理在不同地域，受不同民族、文化、政治体制的影响，因而管理应当在解决不同问题时要因地适宜，根据不同环境选择不同方案。这一类学派认为，中国企业所独特是与政府的亲密关系，在生产、销售、服务过程中，政府在掌管中承担重任，有时甚至不已市场规律行事，以政治意识为主导中国早期管理思想佛家，是中国具有特色的市场经济模式。主要代表人物有曾仕强、席酉民、苏东水等。第二种观点是绝对不存在中国式管理。21世纪以来，全球化经济一体化，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更加频繁，管理理论更趋于一致，管理的差异性更小，因此难以区分所谓中国式管理、美国式管理。

其次的是一种西方主流观点认为管理是相通的，管理思想应当不存在地域之分，因此不存在中国式管理、美国式管理等地域性管理模式。主要代表人物有项兵、张弈等。第三种观点认为，管理实践不存在地域性之分，然而管理理论却存在地域性之分，也就是赞同管理在实践方面的相通性，却认为存在地域性的管理理论，管理理论应当区分地域差异，寻找在不同国情环境下的管理论。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陈春花、杜豪等。持有第一种观点的人数，近年来随着曾仕强“中国式管理”演讲热捧而逐渐增加，他们往往对中国传统文化热爱，特别对儒家、法家等经典思想崇拜；反对所谓的“欧洲中心论”；竭力支持中国在世界的核心地位，以证实他们的爱国情怀。第二种观点可能由于中国向来强调人和，讲究和气，对批判、反对、冲突字眼比较敏感，因此站出来批判中国式管理的寥寥无几，即使提及，也是简单带过，很幸运的是，张弈曾经以专著的形式批判中国式管理的缺陷，即《中国式管理批判：走出中国管理的围城》。持第三种观点的其实实际上还是第一种观点，他们强调地域性的管理理论以指导独特背景下的管理活动，也强调管理在实践方面的相通性。我们通常说的中国式管理正是中国式管理理论在管理世界中的指导应用，而管理在实践中的应用在世界各地都是一致的，只有唯一的目的使工作富有成效。

从事高等教育管理模式研究30多年的李树林认为，管理本土化就是要在中国转型期间将西方管理理论中有用于中国的理论结合中国国情创造出的管理，其主要含义有三种，就是：充分发挥我国民族独有的优势；学习吸收西方管理理论；利用西方管理理论是为了创造更发达的管理本土化。与此相同的是，最近看到的一本书《解码中国管理模式》（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9年1月）中金蝶软件总裁徐少春提及的中国管理模式实践特点大概也是这样。在我所看到的中国式管理的含义中绝大数中国式管理支持者都认同这点。赞同中国式管理的支持者大多都认同二千多年来儒家经典思想，其他不同思想，譬如法家、道家等思想近年来也在中国式管理思想中占有地位。曾仕强认为，中国式管理主要贡献在于三点，第一个是“太极思想”；第二个是把二看成三，突破西方二元论思维；第三个是“中庸”，中庸就是合理、妥当，用朱子的话说是“无一事不合理，才是中庸。”他的主要观点有“美国式管理的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日本式管理的哲学基础是集体主义，中国式管理则是我们常用的交互主义”、“中国式管理具有三大主轴，那就是以人为主，因道结合，以及依理应变”、“中国式管理，重视把人际或人群和伦理合在一起，建立一种差别性的关系，称为人伦关系”。

总的来说，曾仕强是根据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的论断”存在即是合理”认为存在中国式管理，是以组织行为学为基础，强调中国独特的“以人为本”思想、重视人际关系(实际上是利益关系）维系、权变理论在中国的发展。随着中国式管理热潮的到来，近年来有一些迎合中国式管理忠诚者的书籍大量出现，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儒家、道家、佛教等管理思想，譬如张其成的《周易管理》（齐鲁音像出版社）、邵卫华的《图解易经：管理学大全》（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曹军《佛家的智慧管理》、《法家的法术管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等等；第二类是将四大名著搬上荧幕，譬如被称为文学管理家的武汉作家成君忆曾经写过《水煮三国》、《孙悟空是个好员工》、《管理三国志》、《千里走三国》等著作，赵玉平《梁山政治》(清华大学出版社）等等；第三类是借助著名政治人物、军事家、小说人物的非凡案例解释中国式管理，譬如冯成略的《毛泽东思想与企业管理》（中央文献出版社）张学信、杨先举、 黄朴民的《跟诸葛亮学管理》（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金圣荣《趣味红楼管理学：王熙凤是最好的CEO》（电子工业出版社）等等；第四类是研究、批判、讨论中国式管理的专著，譬如中国早期管理思想佛家，曾仕强的十二卷《中国式管理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张弈《中国式管理批判：走出中国管理的围城》、中国管理模式杰出奖理事会《解码中国管理模式》等等。

根据笔者这些年在图书市场的了解，前三类书基本没有什么价值，这种书籍基本按照工业产出批量生产；书名指导性、娱乐性较强；不知名出版社出版较多；编著书、伪书比较多。这三类书比较迎合一些未受管理教育而想从中获得知识的普通工薪族，还有一些喜欢把这类书当做娱乐、幽默、励志小说来读，大抵如此，这三类书市场广阔，特别是盗版市场活跃，因而实在有必要提醒阅读此类书的朋友注意，这是快餐文化的副产品，多吃无益，甚至产生副作用。第四类书其中有些借鉴的理论分析，但更多的是西方管理理论中中国的创新应用，譬如《解码中国管理模式》中用8个中国企业的发展阐释中国管理模式，然而绝大多数还是用西方管理理论模型分析。因此，总的来说，中国式管理书籍发展迅速，但是水准不高，难以发现比较好的研究专著，即使被称为“中国式管理之父”之称的曾仕强的著作，演讲风格比较煽情，但其学术研究还是一般，因而也难以进入台湾主流学术界，这是也是批判中国式管理的把柄之一。尽管中国式管理深受批判，但是其后盾实力还是比较雄厚。1988年1月2日，澳大利亚的《堪培拉时报》发表了一篇发自巴黎、题为《诺贝尔奖获得者说要汲取孔子的智慧》的文章，该文的作者帕特里克·曼海姆提及瑞典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家获得者汉内斯．阿尔文在其等离子物理学研究领域中的辉煌生涯将近结束时，得出了如下的结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二十五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这句话后来在国内广大学者在专著、报告中大量引用，即使有人疑问这句话的真实性。这是西方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最权威的赞扬，因而深受一些国内学者关注。除此以外，被称为“现代管理学之父”“大师中的大师"的德鲁克在其著作《《德鲁克看中国与日本》谈及“除非中国突然崩溃，我可以预测：以后10年左右，在美国和欧洲市面上将会出现大量题目为‘中国管理的秘密’的书籍，就像前10年大量的‘日本管理的秘密’一样。中国人研发出了一套特点鲜明、与众不同的管理风格和管理框架。我经常说，日本的秘密在于它能把家庭因素从现代企业中完全剥离出去。中国式管理的秘密可能在于把家庭因素融合到现代企业中.”说出这句话时是1995年，如今15年过去了，中国式管理在美国并没有市场，甚至中国大量的学者认为不存在中国式管理、加拿大式管理、美国式管理之分。德鲁克曾经被称为预言家，可是在中国管理思想上，他却失误了，因此白立新说“德鲁克先生在天之灵一定很失望”。这只是其中两个比较权威的外国学者对中国式管理的赞扬，除此之外的还有《孙子兵法》在美国军事学院运用、孔子学院走进世界知名大学校园等等。对于那些支持中国式管理的学者和作家，我们应当赞扬他们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他们为弘扬我国传统文化做出了不少努力，并试图建树我国管理理论框架，这种精神值得敬佩，然而，研究中国所必要的学术研究能力、西方管理理论知识、构建管理理论的方法尤为重要。

两千多年来，通过中西哲学比较，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分析，而中国哲学重在辩证总结，因而中国学术界难以被西方学术界所认可，这跟中国的善于总结、疏于分析有关。德国古典哲学哲学家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中国哲学》部分提及“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辩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可以看出中国民族不善于思辨。中国式管理从上世纪80年代发展至今，它将走向何方？白立新认为德鲁克给中国式管理的十年太短，应该再给我们十年时间，德鲁克的诺言可以承诺。一部分人认为中国不存在中国式管理，甚至中国根本不存在管理思想，利益集团的勾结使中国人没有社会认知，因此从中国式管理诞生之时起就死亡了；还有一部分认为随着全球一体化，管理差异性的减少，中国式管理伴随中逝去；另外一部分认为，中国式管理即将逐渐成熟，并最终与西方管理理论并列。总而言之，人类的历史就是批判和继承的历史，对于中国式管理也是如此，支持、批判各据一方，找到自己的位置，做好自己的角色，努力实现自身目标。正如德鲁克所言，“企业只有一个目的，即创造客户”，为了更好地满足客户需要，因此我们要使工作富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