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西北彝族心理习俗文化变异：基督教

摘要：基督教在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播到黔西北彝族地区，虽然在传播过程中被迫彝化，但基督教的传入无疑给自成一体的彝族文化带来深深的打击，促使彝族文化在宗教信仰、婚俗节庆、饮食习惯、思想意识形态乃至族群认同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产生变异。本文以黔西北彝族聚居区为个案分析，从彝族及其宗教信仰，以及基督教在这一地区的传播历史作简要而系统的概述，进而探究彝族文化在基督教的影响下的变异情况。

关键词：基督教 彝族心理习俗 文化变异

一、彝族及其宗教概述

彝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从今天的世界版图来看，彝族主要居住在中国、越南、缅甸、老挝、泰国等国家。在中国，彝族主要居住在西南的云南、四川、贵州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北部。彝族先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令世界叹为观止的文字、宗教、历法、文学、艺术等，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体系。

彝族宗教是彝族文化的结晶。它有以《指路经》为代表的完整的宗教典籍，有专门的宗教神职人员“布摩”（北部方言称为“毕摩”），布摩同时兼有教化功能。根据现代专家学者的研究认同，彝族宗教被称为“毕摩教”。彝族毕摩教集中表现为“万物有灵，自然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它的完整的宗教礼仪在彝族社会文化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居住在黔西北的彝族，大多为彝族“六祖”布、默二系之后裔，曾经建立过以大方和威宁为中心的水西、乌撒彝族政权。因此，风俗习惯较为浓郁，文化典籍较为完整。但是，封建王朝几次大规模的征剿，使彝族文化受到大规模的打击。清末民初，社会动荡不安，西方列强加紧侵略中国，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基督教趁势传播到黔西北彝族地区，使许多彝族陆续皈依了基督。至此，彝族传统文化特别是宗教信仰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虽然，基督教在传播到彝族地区的过程中被迫彝化，也使一部分彝族学到了文化知识，但客观上无疑给古老的彝族文化带来深刻的影响，促使彝族文化从内部自行变异。

二、基督教在黔西北彝族地区的传播

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自有它存在的诱惑力，在世界上凡是它能落脚生根的地方，其他文化一般都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基督教在黔西北彝族地区的传播就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彝族文化能经受得住几千年汉文化的攻击，却经受不住基督教几十年的诱惑，使众多彝族陆续皈依基督，这对于带有某种目的的西方传教士而言，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1、基督教内地会在黔西北彝族地区的传播

基督教内地会是英、美等国基督教向中国派遣传教士的差会组织。1865年由英国人戴德生在伦敦创立，总会设在伦敦，美国、澳大利亚等国都设有分会。从1889年起内地会改为国际性差会。19世纪末20世纪初，内地会派遣大批传教士来华，深入我国内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传教。

贵州基督教起源于1887年，1888年英籍传教士党居仁到安顺协助白德理做传教工作，党居仁于1894年建立安顺教会。1904年，内地会在威宁板底建立了板底教会，成为黔西北彝族聚居区内以彝族为主要信徒的最早的彝族教会。1908年，由于语言上的障碍，苗系葛布教会中的彝族信徒分离出来另组彝族教会，在结构彝族聚居区建立彝族教会，并成了黔西北彝族地区彝族传教中心。黔西北彝族内地会的传教活动还扩展到滇东北的昭通、彝良，镇雄以及川南的古蔺、叙永等地的彝族地区，也成为这些地区彝族的传教中心。1933年，结构教会改为结构总会，在彝族地区设立一个总堂和七个支部，称为“一总七部”。

2、基督教循道公会在黔西北彝族地区的传播

基督教循道公会产生于18世纪，是以英国的约翰·卫斯理的宗教思想为依据的各教会统称。于1851年传入中国，1905年英籍牧师伯格理来到威宁石门坎创办教会，建立学校，使得当地苗族人的文化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一时间成了“中国苗族文化最高区”、“中国苗族文化复兴圣地”。苗族人的社会地位也逐步改变，子女教育程度超过彝族，这引起作为苗族之主的大多数彝族土目的极大恐慌。在这样复杂的社会环境下，为了维护切身利益，一些彝族土目改变了对基督教的态度和看法，逐渐加入基督教。随着彝族信徒的增多，伯格理于1911年上书循道工会差会“彝族信徒众多不下数万人，且散居各县，大多掌握土地权，为苗族之地主，不易受佃奴苗族之同化，恳请求派员来华、并接济经费，以资创办该族会堂”。伯格理的请求很快得到差会的同意。同年，建立了“四方井彝族教会”，并派遣美能易驻会传教。至此，“四方井彝族教会”成为循道公会在黔西北彝族地区的传教中心。传教范围后来还扩展到滇北的彝族支系葛泼人当中，且影响较为深远。

基督教内地会和基督教循道公会在黔西北彝族地区建立了大量的教会，使数万彝族先后皈依了基督，从而给彝族传统文化带来深重的影响，使其在宗教信仰、婚俗节庆、思想意识形态、族群认同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产生了变异。

三、彝族文化的变异

彝族文化是自成一体的文化，从天文历法到治国方略；从宗教信仰到诗词歌赋；从耕牧纺织到风情习俗，其包罗万象的构架，一直以自身强大的力量对抗着形形色色的文化冲击。在这些文化同化和文化征剿中，从来没有哪一种文化敲开过彝族文化的大门，有的反而被彝化，如明朝时从南京一带迁来黔西北的南京人（白族），说彝话，习彝俗，甚至用彝文写碑文，和彝族没什么两样。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基督教传教士却意外地使黔西北彝族陆续皈依了基督。如前所述，尽管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不断被彝化，但无疑使彝族文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宗教信仰的变异

黔西北彝族的宗教信仰也同其他彝区彝族的宗教信仰一样，具有浓郁的原始宗教色彩彝族民俗节日，崇奉多神，集中表现为“万物有灵、自然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万物有灵即大自然里天地、日月、星辰、山川以及各种动植物都有其神灵主宰。自然图腾崇拜是万物有灵观的发展和深化，也是它的具体表现。“黔西北彝族以竹为祖先灵筒体，以山水和植物名连称宗支代号，即所谓的“诺溢”和“侯渎”，意为历史源流，即为自然图腾崇拜的具体体现”。

彝族原始宗教信仰的核心是祖先崇拜，对各种神灵的祭祀主要服务和服从于这一核心。彝族信仰鬼魂，有“灵魂不灭”的观念，认为人的灵魂能离开人的形体而存在，生时附体，死后游荡人间，彝语称为“撮补”。“灵魂不灭”的观念为彝族祖先崇拜提供了思想基础。黔西北彝族的祖先崇拜的特点是亲人去世后，主家请布摩念经，进行安灵，彝语称为“诺塞果”，以此仪式求得死者的灵魂变成“披庇”庇护后世，而不变成“撮补”作祟后人。布摩制作的“诺塞”（灵牌）供奉在主家堂屋神龛正上方。过一定年限后进行“数挣”（超度送灵仪式），制作“樾哺”即灵桶，放入模拟祖王笃弭的神像、金杯银碗、金锄银耙以及金币财帛和兵器、谱书等，连同“诺塞”一同安置于崖荫之处的灵房之中，定期供奉与祭扫。同时，布摩念指路经，指引逝者的另一个灵魂沿着祖先迁徙的路线回归祖界，同祖先团聚过悠闲自得的生活。另外，凡过年过节都要首先供奉敬拜先祖，接他们回来一道过年，年完即送走。

彝族宗教信仰还表现在有专门的神职人员“布摩”和“苏业”，特别是“布摩”，不仅是宗教活动的主持者。还是彝族文化的传播者，承担着与神沟通和教化人民的重任。他们通晓彝文，熟知天文、历法、谱系、伦理、史诗、神话传说及彝文文献，是人神之间的沟通者，但凡生死、年节、集会、灾病等都要请“布摩”念经作法。布摩有卷帙浩繁的经书，分为祭祀经、占卜经、驱鬼经、招魂经、松魂经、指路经等几十类数百种。除经书外，布摩还有神扇、法帽、法铃、签筒等法具。因此，布摩在整个彝族社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基督教传入黔西北彝族地区，客观上提高了一些彝族人的文化素质，但却支解了彝族传统的宗教信仰，彝族宗教信仰由原来的多神崇拜转为一神崇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彝族基督徒认为，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的真神。从这个观点出发，他们把彝族传统宗教信仰视作封建迷信中的偶像崇拜。因此，他们中的所谓的“有识之士”便率领信徒砸毁自己祖先灵房，烧毁自己家谱。另外，他们认为耶稣基督创造了世界，是人类的始祖，只有他才能拯救人类，其他一切宗教的神灵皆是妖魔鬼怪。要皈依基督，就必须与其他一切信仰划清界限，这样，在世界末日到来之时方能得救。

其次，彝族基督徒认为只有信仰耶稣基督，死后方能升入天国。彝族原始宗教认为，人死后应该由布摩念指路经指引亡灵回归祖界与祖先团聚。但基督徒死后却由教会牧师长老率众祷告，祈求亡灵升入天国，永享快乐。同时，丧葬仪式也由唱诗祷告代替布摩念经指路，雄浑悲壮的铃铛舞场面一去不复，气氛倒土不洋。

2、婚俗节庆的变异

彝族号称歌舞民族，不管婚嫁还是节庆，都离不开歌舞，且场面颇为壮观。黔西北彝族的婚嫁更具特色，整个过程都有一套完整的仪式。婚嫁期间，无论在男方家，还是在女方家，歌舞都会通霄达旦。双方青年男女用酒礼歌的形式互相盘问人类的起源，歌舞的起源，婚嫁的起源等等，场面热闹至极。另外，黔西北彝族的火把节、十月年也比较隆重，整个节日期间要进行祭祀和各种各样的比赛，走亲访友，热闹非凡。但基督教传入后，信仰基督教的家庭不再举行彝族传统婚嫁仪式，不拜对方祖先，不准唱酒礼歌，阿卖克（出嫁歌）。他们视传统节日为封建迷信，把圣诞节作为他们的节日，逢年过节，便所有人聚到教堂唱诗祷告，导致了本民族很多优秀文化的失传。在基督教彝区，除了几件偶尔穿在身上的服饰和夹杂着众多神的观点的语言外，彝族文化已荡然无存。

3、饮食习惯的变异

基督教传入彝区前，彝族在饮食方面没有过多的禁忌，而基督教传入后，彝族基督徒就无形中有了很多饮食禁忌。他们奉行基督教的宗旨，不吃牲血，不饮酒，星期天不杀生，非基督徒敬供祖先的物品他们认为是敬过魔鬼的，带有邪气，因此，不得食用。诸多的生活禁忌，给彝族基督徒的出行带来极大的不便。

4、族群认同的变异

“族群是人们在交往互动中和参照对比过程中自认为和被认为具有共同的起源和世系，从而具有某些共同文化特征的人群范畴”。从这个理论出发，彝族共同体的认同是无可厚非的。虽然皈依了基督教的黔西北部分彝族也认同自己的族属，但由于宗教信仰的差异，导致传承文化上的差异。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被迫彝化，而皈依了基督教的彝族却也有意无意地抛弃了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从而在黔西北彝族中形成了独特的基督教彝族文化，这种文化是基督教文化和彝族文化的二元结合。它含有基督教宗教文化的大部分因素，又打上了彝族文化的诸多烙印。在基督教在彝区成蔓延之势的今天，这种文化越来越表现出它的独立性。在人类起源上，彝族基督徒认为上帝创造了人类，是人类之始祖，是万民之神，但凡基督徒都是上帝的子民。他们对自己是笃弭和六祖的的子孙的观念也渐渐淡化，抛弃自己家支的“诺溢”和“侯渎”，把家族乃至民族的起源归结为上帝的创造。他们在一定地域内形成一个小团体，排斥非基督徒及其传统文化，否定彝族文化的巨大成就，阻止其子女与非基督徒子女的婚姻。因此，造成了彝族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的隔阂、抵触，甚者相互攻击、仇恨。更严重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信仰基督教的彝族和不信仰基督教的彝族从宗教层面而论已经不是同一类人，反而对其他民族的基督徒却采取比较认同的观念。这种盲目的宗教观严重影响了彝族内部的团结。族群认同很大程度上是文化认同，但这种由宗教文化演变而来的变异思想却使彝族族群认同的力量大大分散，彝族内部凝聚力大大削弱。

5、思想意识形态的变异

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基督教必有它存在的理由和力量。它宣扬“信仰耶稣，死后会上天堂，不会下地域，来生不再吃苦受累”。受这样来世观念的影响，很多所谓虔诚的彝族基督徒便倾其所有，把一切财物捐献给教会，认为这样就可以在来世升入天堂获得幸福。另外，他们不外出打工、经商，认为凡是经商都是吃人害人，把大好时光用于参加礼拜。甚者强行动员自己子女弃学入教，认为只要虔诚信仰耶稣就什么都能得救，把该学习文化知识的青春年华浪费在诵读圣经，参理教义等上面，唯神论在思想意识领域占了主要地位，导致了不思进取，不求上进的消极作风（笔者曾在家乡亲眼目睹此种情况，甚为痛心），严重影响了彝族地区的教育和民族素质的提高。

综上所述，基督教在黔西北彝族中传播的过程是有一定的客观历史因素的，我们不能否认它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对于彝族而言，它无疑是彝族文化内部变异的罪魁祸首。宗教信仰自由无可厚非，但不能把宗教信仰同民族文化对等起来，要正确看待民族文化在民族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从保护民族文化的角度来说，我们希望“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灭，宗教也将自行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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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昭节彝族民俗节日，男，彝名阿侯索格，1985年生，贵州赫章县人，赫章县安乐溪乡初级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