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杜拉斯：二十世纪文学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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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是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带有自传性的写实小说，小说充满了异域风情的描写和刻画。作为从小生长在殖民地的一个欧洲人，深受异域环境的浸染，但在她眼中的一切都不可避免的打上了种族意识，特殊的文化身份使她面对西方经常处于一种失语与无根状态，却在面对东方时又具有西方人的优越感。

本文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解读这部作品，探究作者文化身份的混杂性，使杜拉斯在创作中呈现出反殖民主义的立场和种族主义的问题。

《情人》讲述了白人少女和中国情人的爱情，还交织着殖民地家族创业的艰辛和失败的背景，写对母亲和兄长的爱恨，写殖民统治的希望与绝望。

那个曾属于法兰西殖民者的土地，曾经装着无数法国人梦想的土地，因为《情人》掀起了去印度支那旅行的热潮。明显的殖民文化问题，让杜拉斯的作品风靡全球，殖民文化再次推向高潮。在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学中，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作品是一道独特的景观。

通过阅读，小编牵引文本的自传性来透析作者的混杂性的文化身份，去解读从其中呈现的殖民文化，特别是作者在作品中显现的反殖民主义的立场和种族主义 ，本文主要运用后殖民主义理论结合文本，对作品中呈现出的许多后殖民作家共有的特征：身份的双重性与混杂性，使作者有种族主义的偏见性，却在文中透露对殖民者的对抗，即反殖民主义的立场。

一 流放：文化身份的混杂

“流放”在后殖民语境中有复杂的含义，“它既指地球意义上的流放（指生活国度改变），也指种族（或血缘）意义上的流放，即父母亲来自不同的血统或不同的种族。同时指心理和文化意义上的流放。”杜拉斯文化在形成中本身就是包容了法国文化和印度支那文化。

（一）文化身份的混杂性

她的家庭决定了她从诞生之日起就属于法国社会的边缘。这种边缘性是命定的，是先于个人因素而定的。玛格丽特•杜拉斯生于法属殖民地交趾支那今天越南南部，她的出身决定了她是一个既会讲法国话又会讲越南话的克里奥尔人。家庭的贫困使他们为有钱的白人阶层所厌弃，白人的身份又使他们和那些确实一贫如洗的当地人有一定距离。他们辗转于这两种社会之中，远离白种人的“文明”并与之毫不相干，对越南人的历史也一无所知。

这种边缘性使她感到无所适从，在这两种文化之中，她难以取舍。正是这种边缘身份决定了她日后以特殊的眼光审视白人的殖民制度以及他们宣扬的文明，描述越南人的贫困和不幸，为社会的不公正而呐喊。

杜拉斯是出生于越南的法国人,东西两种文化在她身上交流、碰撞,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正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巴巴所阐述的文化身份的“混杂性”。文化身份的混杂性使得身处东西方夹缝中的杜拉斯在精神上经常处于漂泊状态,不管面对东方还是面对西方,她都无法找到归属感。

这个家庭迷失于艰苦的殖民地的境况中,陷于营私舞弊、贪污受贿的殖民当局所控制的现存秩序的迷宫中,被放逐到了社会的边缘,在那里尴尬的生存着。在异乡的土地上,他们孤独地漂泊着,找不到自己的同类。正是混杂性的文化身份使得杜拉斯在创作中把自己的目光投向边缘,从边缘出发,传达了被压抑的边缘人的声音。

（二） 杜拉斯：面对东西方文化的矛盾

“假如我回到越南,我就不可能写我的童年。”对一个作家来说,那是与童年一刀两断的机会———玛格丽特杜拉斯十五岁时,尚处印度支那的杜拉斯告诉她母亲“我想写作。这点我那时已经对母亲说了想做的就是这个,写文章写作。” 回到法国后的杜拉斯将通过写作将失去的时间保存了下来,在重新构造中去炫耀自己的异国风情。杜拉斯经历了“双重的文化”,除了自身的西方文化,她更植根于那种比开化了一切,磨平了一切棱角和使万物各就各位的西方文化更加古老的东方文化。面对东西方文化,起初她表现出一种矛盾而迂回的态度。

1932年,十八岁的杜拉斯离开印度支那回到她的祖国———法国。无论是生活背景,还是生活习惯她都经历了大跨度的转变。原来那种充满野性的亚洲人的习惯,原来那到处都埋着小孩尸体的沼泽地,到处都是青芒果树的森林忽而变成了法国外省讲究社交礼仪的彬彬有礼的法国人。

由于十八年与法国文化接触的空白,杜拉斯要建立自己与母语文化的联系,其最大的障碍就是从出生到离开,那整整十八年东方文化的熏陶。因此,在刚刚返法的杜拉斯心中,东方文化必然要占据主导地位。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杜拉斯就存在一种心理障碍,她从东方文化带来的生活经历和习惯,她本身所具有的生活内容都与眼前的这种母语文化格格不入。

二 寻根与民族文化

伴随着“流放“的失落感，在后殖民作家作品中同时可以感受到“寻根”的热潮。然而，同样是“寻根”，不同的作家在他们作品中却以不同的方式来获得自我文化身份的确认，来排解“流放”带来的无根感。“一部分作家以强调民族文化的差异性来固守自得的“根”文化”杜拉斯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激烈地批判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和种族歧视,为这片土地上苦难的人民呐喊,这一点应得到充分地肯定和赞扬。然而,不可忽略的是白人家庭背景及殖民地时代的社会价值观念及种族主义意识依然对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种族主义的影响

众所周知,杜拉斯的作品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情人》中，这两个情人有某种相似性:都穿着高档的柞丝绸西服,都有黑色的利穆新轿车,都很富有。《情人》中的情人瘦弱、风度翩翩、有着柔软的金色肌肤,是让人喜欢的中国人。随着杜拉斯的不断加工,情人从令人厌恶到令人喜欢及至令人迷恋。故事中“我”和情人的关系也越来越远离金钱交易而走向情感交流。爱情故事愈来愈凄美与不朽,成为刻骨铭心的爱情神话。我不完全赞同这种观点,认为“情人”形象在杜拉斯的后期创作中的确带上了某些主观印迹，但是在种族特征这一问题上,“情人”形象却在客观上回归了历史真实。情人形象的根本转变不在于“北方特征的强调”,而在于晚年的杜拉斯克服了早年在种族问题上的心理偏见。

杜拉斯出身于一个白人家庭,从小母亲就以白人优越论教育他们:“你们不是越南人,因为你们是法国人,你们必须停止与小越南人见面,你们必须穿上鞋,吃炸牛排,不应该如此行为不端。”而且实际上在殖民地，他们到处受到比越南人优越的服务,他们原则上享有法国殖民者所能享受的特权。玛格丽特并不抱怨待遇上的差异。对她来说,种族差异是合乎情理的。

在种族观念的影响下,杜拉斯把与黄种人的交往看成一种耻辱。虽然,她同情他们的遭遇,但在内心深处她对黄种人有种偏见或者说是歧视。在杜拉斯笔下,这个白人小女孩独自站在风雨飘摇的渡口,被东方男人仰视着。“在殖民地,人们总是盯着白种女人看,甚至十二岁的白人小女孩也看”。这里有种族的差异,他不是白人,他必须克服这种差异,所以他直打颤。

（二）强烈的民族意识

白人女孩以其强烈的主体认知屹立于整个作品中，相反混血儿姑娘海伦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海伦长得很美丽,却没有主见,她无法主宰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只能在寄宿学校白白地消耗着青春和美貌。“她不学习,学不下去,读不进……她依偎着我,在哭,我摩着她的头发,她的手,我对她说我不走,我留下,留在寄宿学校,和她在一起。海伦•拉戈奈尔,她不知道她很美。她父母不知让她怎样才好,他们只想尽快把她嫁出去海伦•拉戈奈尔,她觉得任何人做她的未婚夫都可以”。在这里,海伦被彻底地描写为欲望的客体,她意识不到自身欲望的存在,也就丧失了反抗的本能,所以她终究摆脱不了被摆布的命运。

在杜拉斯的眼里,那个中国情人虽然在法国留过学,受过西方的教育,会说法语,肤色明亮,几乎接近白人,家境富有,轿车和钻石的点缀使他带上了几分西方的优雅,但他毕竟是黄种人,这是怎么也无法抹去的种族烙印。

所以在杜拉斯认为堤岸的那个中国情人的肉体与海伦所依存的肉身是统一的,在她的笔下，白人女孩的中国情人依然是虚弱、麻木,没有行动能力,没有主动性的异族人。

从杜拉斯的角度来说,她必须使他发抖,因为他是一个黄种人,她无法想象一个黄种人在面对一个白人时能够不胆怯,在这里,种族优劣很明显,种族差别是超越一切的。杜拉斯家境贫困,她与中国情人的爱情更多建立在金钱基础之上。因此,这是一件极不光彩的事。由于其羞耻心和一种极成熟的本能,她隐瞒了中国人的真实面目。

由于种族偏见,她把依照中国情人的原型塑造的“诺”变成了一个小丑。终于敢正视情人的种族特征, 在 《情人》中正式说出情人是中国人 。尽管杜拉斯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对种族主义的反对,但是依然显示出了种族主义观念的强大影响。这正是许多后殖民作家无可回避的矛盾和尴尬。

三 对殖民主义的反抗抗

后殖民作家大多游离对于民族文化弃之不忍，对殖民者文化受之不甘的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因而在创作中也表现出两种倾向。一种是强调民族差异异域种族风俗评鉴，注重以人类共性来对抗殖民霸权文化，消解种族歧视，表现人类共同的人性。

童年在殖民地遭遇的不公正生活使杜拉斯过早地体验到边缘人的痛苦和不幸。18年在殖民地的亲身体验,使得杜拉斯看到了标榜着“文明”的殖民制度及其殖民者的真实面目。杜拉斯目睹了这种差异,她用辛辣的语言揭露了白种人的所谓文明,这种文明的基本要义是奸和欺骗,用一种形式主义的大伞企图遮蔽殖民主义的实质,杜拉斯则揭穿了这一言。

她说:“作家的使命就是倾诉灵魂的声音,让大家都听到这来自时代深处的呐喊,这因为不公正,因为要反抗而发出的呐喊。”小说中,杜拉斯不仅为白人家庭遭遇的不公正生活斗争,而且为这块土地上陷入贫困、饥饿、疾病的农民、苦役犯、修路工人、可怜的孩子呐喊、斗争。

四 结束语

杜拉斯作为一个后殖民作家，在生活了几十年，混杂的文化身份异域种族风俗评鉴，使她不可避免的打上种族主义。 然而，老年的杜拉斯并不是完全无所顾忌的，在种族优劣对比和种族等级的问题上，她的无所顾忌是有限度的。在她的心中，她的文本中有个永不消失的种族序列。长期以来东方学中产生的东方主义成了一种思维方式，已经深入到作者的潜意识中，左右作者的创作。她的文学创作中对东方形象的建构，可能是一种不自觉的“后殖民书写”，也许连作者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但是，她的文学文本里隐藏着的种族优劣、种族歧视等文化偏见，在客观上为“西方中心”、“白人优越”、“文化殖民”、“帝国霸权”在提供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