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屈原 老子：被褐怀玉、无为而治、大袖的典型风格
导读
服装永远都有自然倾向和社会倾向，都有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
墨子的“唯用是尊”，其实是服装最基础的功能。没有这个功能，其他所有倾向和价值都是空中楼阁。
老子的“披褐怀玉”，带有深刻的自然倾向。他对社会的等级制度、审美标准，一概置之不理，追求简朴本真的境界。
孔子的“文质彬彬”，则带有强烈的社会倾向。他致力于让每个不成熟的人，通过品德的修炼，最后成为装束得体、受社会欢迎的人。
屈子的“志洁物芳”，是对服装审美的一种诠释。当人类发展到不用再为御寒遮体而忧虑，当哲学、宗教、政治、道德主导服装的观念退潮之后，视觉审美便开始在服装设计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2700多年前，中国进入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先哲们以极大的热情讨论各种问题，其中也包括着装。他们的讨论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与本质，时至今日价值不减。现代人的着装，仍然在他们划定的坐标系内移形换位。
老子：被褐怀玉
老子在中国家喻户晓，“上善若水”“无为而治”等说法，中国人常挂在嘴边。
一般认为，老子与黄帝在思想上有相通之处，所以有“黄老之学”的说法。从黄帝的“天人合一”出发，服装显然会以自然、宽松为美。这种美感贯穿在大部分中国传统服装当中，形成了连肩、宽衣、大袖的典型风格。这样的风格自带一股仙气，也成为古装影视剧创造意境的重要元素。
相比之下，老子要比黄帝走得更远。在他看来，仙气也是外在形式，也是不需要刻意的。于是他说，“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道德经》），圣人穿着粗布衣服，怀里揣着宝玉。很显然，老子崇尚质朴、本真、天然，反对用华美的服装来修饰自己，只要怀中有那块玉，即有高境界和大智慧。这样的人即使穿着粗布短衣，也会受到尊重。
老子的观念也确立了他的形象。现代人画一张老子的画像，一般会把他画得头发稀疏，满脸皱纹，眉毛眼皮耷拉着，腰也挺不直了。身上的衣服简简单单，既没有讲究的花纹，也没有美丽的色彩。但是，只要一说画的是老子，人们就会肃然起敬。为什么？因为他是圣人。简单、粗糙、随意的服装，丝毫不削减他的价值，反而更能衬托出他的高度。
老子在道家乃至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所以“被褐怀玉”也会被不断夸张和放大，在之后的某些历史阶段，或者一些文艺作品当中，都有所体现。比如，历史上的魏晋风度，典型特征之一就是“粗服乱头”，“八仙”当中也有几位不修边幅，甚至连佛教中人济公，也被塑造成这样的形象。
孔子：文质彬彬
老子“被褐怀玉”，孔子怎么看？这个问题，是孔子的学生子路提出来的。孔子对老子非常敬重，这个问题有诘难孔子之嫌。孔子回答，“国无道，隐之可也；国有道，则衮冕而执玉”（《孔子家语·三恕》）。如果国家混乱，穿成这样去隐居也可以；如果国家理顺了，这样的人就应该穿戴庄重地去执掌权力。可见孔子对老子并没有否定，与世隔绝过隐居生活，当然可以随心穿；但孔子也不完全认同，他有自己的主张。
孔子是春秋时代的礼仪大师，服装属于他的专业范围。由于历史上推崇儒家的时间更长、力度更大，所以孔子的服装观念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最大的。在他的言论当中，有一句可以引申到着装且最具概括性——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
如果从服装的角度进行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质是本质，文是打扮，一个人的本质好但不会打扮，就显得粗糙了；如果本质差但打扮过头，就显得虚假了；只有本质和打扮配合恰当，才能算是君子。
《荀子·子道》中记载了一个故事。有一次，子路来见孔子，穿得非常华丽。孔子说：子路啊，你为什么要穿得这样华丽呢？子路不解，孔子就打了个比方：大江从高山上发源，在源头，酒杯放在水上都可以稳稳地顺水漂流；到了下游，如果不用船，不注意风向，就无法渡河。不就是因为下游流水太多太泛滥了嘛？你今天穿得这么华丽，脸上还得意洋洋的，天下还有谁愿意跟你接近、对你说真话啊？子路一听就明白了，赶紧回家换了一身正常的服装。
这件事中，孔子好像是反对学生穿着华丽的，不喜欢“文胜质”；而在另一个故事中诸子百家屈原，孔子表达了对“质胜文”的态度。据《说苑·修文》记载，孔子曾经带着弟子去访问子桑伯子。子桑伯子是一位德能很高的隐士，与老子的观念相合，对穿着打扮、接人待物就少了讲究。所以，他那天既没戴冠也没穿待客的衣服。
孔门弟子看见有人对自己的老师不礼貌，很不高兴，就在回来的路上说：老师啊，你为什么要来见这样一个人呢？孔子认为，“被褐怀玉”做隐士是可以的，但他仍希望这个人能给社会带来更多益处。因此，孔子说：这个人“质”很美但没有“文”，我要说服他，让他“文”一点，这样就完美了。
其实，孔子所提倡的“文质彬彬”也是一种中庸态度，两边都不过头。这样的为人处世、穿着打扮，会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所以后来成为中国社会最普遍的审美标准。这个标准不是单纯讲究美感，也不是单纯讲究实用，而是强调从内到外的综合修炼，对后世影响巨大。“被褐怀玉”是圣人的特征，只能是少数精英去追求；而“文质彬彬”则适合大众去追求。
孔子是儒家，他的服装观念也要有利于维护等级。在他出生时，上衣下裳、十二章纹、六冕制度都已经形成。所以，在建设官服体系方面，比如款式、色彩、花纹、配套，孔子并没有多下功夫，他主要把精力用于维护这个体系。
墨子：唯用是尊
然而，孔子维护的这个体系源于距离当时500多年前的《周礼》，难免让人产生复古的感觉，这在后来的墨子眼中是荒诞不经的。
墨子在《墨子·非儒》中，对此作了非常尖锐的剖析。他说，那些儒者说君子必须说古话穿古衣，然后才能称得上仁。但所谓古话古衣，也曾是当时的新东西，古人说了穿了，难道就不是君子了？这样说来，岂不是他们必须穿非君子的衣服、说非君子的话，然后才成为了仁者？墨子运用归谬法，使他的论辩有了很强的说服力。
墨子不赞成复古，甚至说“行不在服”，就是一个人伟不伟大仁不仁义，都跟服装没什么关系，所以不需要什么“文质彬彬”，服装只需要满足御寒遮体的需求即可，“故圣人之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墨子·辞过》）。圣人制作服装只追求合体、舒服就够了，并不是为了炫人耳目、蒙蔽他人——概括而言，就是“唯用是尊”。
墨子类似这样的言论，也出现在其他人的文章中。比如，汉代刘向在《说苑·反质》中讲了一段很好玩的对话。
有人问墨子，给你绫罗绸缎，有用吗？墨子说，我不喜欢，不是我想用的东西。为什么呢？他开始解释：假如今年是灾年，有人想给你名贵的珠宝作为美饰，但不许卖掉，同时有人可以给你一批粮食，珠宝和粮食不可兼得，你会如何选择？那人说，我当然是要粮食了。到这里，墨子似乎赢得了这次对话。
墨子的观念虽然与老子的“被褐怀玉”有相近之处，都反对修饰，但是墨子的观念更适用于贫苦百姓。在之后的两千多年里，生活在最底层的民众，其实也只能考虑服装的实用性。
屈子：志洁物芳
服装除了实用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审美。当人们的生活达到足够水平时，审美需求就会蓬勃涌现。比墨子晚了一百年的屈原，就是那个时代的觉醒者。
屈原出生在楚国，是一位著名诗人。他的作品《涉江》，开篇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我自幼就喜欢奇特的服饰，年纪大了仍然没有改变。很多人也是因为他的一句诗，把他划入奇装异服爱好者行列。
实际上，屈原所谓的奇服，只是与当时的着装习惯略有不同而已，并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标新立异。相反，他所展示的奇服都具有坚实内涵和明确追求，严格地说，是“美服”。
比如，他所谓“奇服”的第一个特点是帽子很高，有一种巍峨之态。按《离骚》中的说法，无论是血统、生辰、名字、品格，他都自认为达到了这样的高度——有这样的高度，戴这样的高冠，不正是“文质彬彬”吗？
屈原服装的第二奇，是用红花绿叶来制作衣裳，看上去美不胜收。战国时期的男子，衣服上有花纹并不奇怪，屈原的特别之处是想把红花绿叶直接缝在衣服上。而他之所以如此，其实是为了推行他的政见。他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命名为“美政”，而提出美政的人，首先应该给人以视觉美感，才会有说服力。
屈原服装的第三奇，是提出用香草作为披肩和配饰，沁人心脾，令人陶醉。高度和美丽，世人可以不看，但气味不能不闻。这样做的目的，当然也是为了赢得赞许。这种赢得赞许的心理需要，显然是他写诗的动力、从政的动力、自我完善的动力，这才是诗人的思维。然而，屈原的心愿最终没有达成，于是他到汨罗江寻找归宿。
不过，屈原并不是思想家，尤其在服装理论方面，并没有观念性、规律性、针对性的思考，他只是用诗歌描述了自己的穿着，也许是真实形象，也许只是想象或者比喻而已。大约在200年后，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对他做了一句点评：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因为他怀有高尚纯洁之志，所以他配得上那些美丽芳香之物。
在这句话里出现的志和物，从形象塑造角度说，是两大构成要素：志是内涵，物是外延；志是情感，物是面貌；志是意义，物是表达。由纯洁高尚之志驱动美丽芳香的表达，才是和谐统一。于是，志洁和物芳一起成就了屈原卓尔不群的美感。这种和谐统一，从根本上看依旧是“文质彬彬”，只是更为强调视觉美感。
实际上，从古到今，追求纯粹的服饰之美，是自发而普遍的，是人类的天性，在诸子百家当中却很少有人关注。屈原无意中充当了这样一位代表，代表了最广泛、也是最为持久的精神追求。
当我们回望历史，这几位可敬又可爱的老人家各执己见，他们的争论就仿佛发生在昨天一样真切，并且仍然影响着现代人的思考。发现每位先哲的思想价值，并在头脑中把他们放在不同的坐标位置，进而能够站在俯瞰的高度，去吸收他们的智慧和精华，这是今天的我们需要认真做的事。也只有这样诸子百家屈原，才能真正超越古今，成就中华服装新的高度。
（作者系百家讲坛《中国衣裳》系列讲座主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