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和他的《汉书》有哪些增补与创新？
作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煌煌巨著，《史记》和《汉书》都受到了后人的高度评价，两书各有特色，一部为纪传体通史之鼻祖，另一部为纪传体断代史之典范，司马迁和《史记》的故事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不止一次了，那么《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做出了哪些增补与创新呢？今天咱们就来聊聊班固和他的《汉书》。
班固画像
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陕西省扶风县）人，曾祖班况的女儿在汉成帝时期入宫为婕妤，班婕妤的三个兄弟都官居要职，其家族在学术方面有很好的传承，伯祖班伯、班斿，堂伯班嗣都是著名学者，父亲班彪作《史记后传》数十篇，班彪去世后班固决心继承父业，完成这部巨作，后来班固因受窦宪牵连去世于狱中，此时八表及天文志均未完成，其妹班昭补写完八表之后也去世了，班昭的弟子马续继续补成了剩下的天文志。
首开统一王朝史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其内容涵盖了自汉高祖元年至王莽败亡的两百多年历史，全书共一百篇，八十余万字，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由纪、表、志、传四部分组成。
刘邦画像
本纪十二篇，汉高祖至汉平帝各有一篇，为全书纲领；表八篇，分别为《异姓诸侯王表》、《诸侯王表》、《王子侯表》、《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景武昭宣元功臣表》、《外戚恩泽侯表》、《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以简洁的笔法展现了历史的变迁；志十篇，分别为《律历志》、《礼乐志》、《刑法志》、《食货志》、《郊祀志》、《天文志》、《五行志》、《地理志》、《沟洫志》、《艺文志》，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是社会面貌的全面反映；传七十篇，记载了陈胜、项羽、王莽等西汉各阶层代表人物以及其他不便于载入纪、表、志中的史实，为全书细目。
《汉书》
班固在《汉书》的编撰体例上花了很多心思，以突出西汉王朝的辉煌业绩和真实气象，他采用了司马迁所创的纪传史体，并将其改造为断代体制，用纪、表来反映西汉王朝的兴衰；用志来反映西汉时期的典章制度及社会经济文化全貌；用传折射出西汉时期复杂的历史变迁，《汉书》最重要的历史价值就是以恰当的史学形态来反映社会结构的变化。
《汉书》还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其选材范围相当广泛，既有《史记》及诸家补续《史记》的著作，也有《春秋繁露》、《洪范五行传论》、《七略》、《三统历谱》等学术专著，还包括国家档案、政府公文、皇帝诏书、朝臣奏折、百家杂说等文献资料以及民间传说、谚语等，《汉书》运用大量的史料对《史记》所记汉武帝之前的历史进行了必要的补充，使其内容更为翔实。
司马迁雕像
同时，班固对史料的真实性也进行了大量考证，对不能考证的史实班固通常直接交代，比如《张汤传赞》中记载：“冯商称张汤之先与留侯同祖班固认为 诸子百家，而司马迁不言，故阙焉。”，可见班固对历史的严肃态度，《汉书》所载的史料范围广泛、考证严谨，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西汉时期的信史，至今仍是研究西汉历史最可靠的史料之一。
班固评价《史记》“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也是他对《汉书》的基本要求，汉武帝时期天下虚耗、百姓流离；汉成帝宠信赵氏姐妹，毒害亲子；诸侯王骄奢淫逸、酷吏草菅人命的情况都在《汉书》中得到如实记录。
《汉书》
班固对历史的借鉴功能亦有清晰的认识，通过记录昭宣中兴时期社会、民情、政策等方面的变化，用生动的事实证明治国并无万应灵方，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采取不同的策略，为统治者提供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同时指出重民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这也为统治者们指明了治国的基本方向，充分显示出班固考察历史的深刻，也表明《汉书》珍贵的实录价值和借鉴功能。
首开纪传体断代史
班固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的先河，是史学界的一大创举。在此之前“史之所载也，《尚书》记周事，终秦穆。《春秋》述鲁文，止哀公。《纪年》不逮于魏亡，《史记》唯论于汉始。”，还没有一部史书能够完整地记录一个王朝的历史，《汉书》“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扭转了这一局面。
《汉书》
断代史有不易反映历史发展联系的不足之处，断代史和纪传体相结合能够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为中国历史提供了最佳的记录方式，这是其他史体所不能比拟的，因此《汉书》受到了历代史学家的尊重与认可，而纪传体断代史也逐渐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现存的二十四史中，绝大部分都属于断代体制，唐朝更是建立了由官方机构为前朝修史的制度，使古代历史记载得以延续，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这是《汉书》为中国史学发展所做的重要贡献。
《史记》开创纪传体是中国史学走向成熟的标志，《汉书》对《史记》的体例进行调整，形成以“体方用智”为特色的纪传体断代史新格局，推动了纪传史体的发展。
《史记》中的本纪、表、书
《汉书》对纪、表、志、传分别进行了改造和补充，进一步理清了各自的作用，在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方面为后人树立了典范，《史记》中本纪的内容十分复杂，五帝、夏、商、周、秦、项羽等本纪有很大区别，《汉书》则将本纪统一为以帝王为中心的编年大事记，确定了一帝一纪的基本模式。
《汉书》将本纪的格式进行了统一，例如《高后纪》仅详述重要事件，舍去细枝末节，将某些特定的历史事实归入列传，使本纪的体例更加严谨，更能体现其纲领的功能。在志、表方面，《汉书》新增了《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等篇目，《汉书》中的“十志”在记载形式与内容方面均有较大革新，组织体系严谨，书志体后来发展为史学流派之一的典志体，与《汉书》有一定的关系。
《史记》中的世家
《汉书》对列传也作了修改，去掉世家，将相关内容纳入列传，使体例简单化，《史记》的列传在体例上各有不同，而《汉书》则对其进行了统一，改变了《史记》中年代顺序错综复杂的情况，所记录的人物大体按照年代顺序排列，基本是专传、合传在前而类传在后，全书条理更加清晰，同时《汉书》还改变了《史记》中列传命名方式不统一的问题，基本都采用以姓名标目的方式。
《汉书》
从体例上看，《史记》“圆而神”，《汉书》“方以智”，二者各有特色，不分轩轾，不过“迁史不可为定法，固书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是值得肯定的。
首开多个专史领域
《汉书》以“十志”为主线进行了大量的专题史学研究，开拓了古代学术的新领域，扩充了纪传史体的记事范围，向世人展示了《汉书》的博通，并提出了自己成熟的历史观。
《汉书·地理志》
《刑法志》是《汉书》新创的篇目，也是最为优秀的篇章之一，主要介绍了从古至汉的兵刑演变过程，着重论述了汉朝的法制情况，并对刑狱不平的原因进行了论述，班固还将法治与教化结合起来进行了研究，提出只有以教化为本、以刑法为辅，方能达到治理国家、稳定社会的效果。《刑法志》开创了史书中刑法志的撰写，成为古代刑法专著的滥觞之作，为史学、法学、社会政治、法制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汉书·百官公卿表》
《地理志》也是班固新创的篇目，记载了古代地理、行政区划、民风民俗、各地物产等内容，通过对各郡国的详尽记录体现了西汉时期的政权结构，并为因地制宜的治理模式提供了依据班固认为 诸子百家，《地理志》在史学上拥有重要地位，为之后的地理、郡县志提供了范本，并对地志著作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百官公卿表》也是《汉书》首创，以简洁的方式记载了西汉时期三公九卿的迁免，名为“表序”，实为志体，除了对秦汉时期的官制概况和演变进行说明之外，还对其基本职能及设置得失进行了探讨，开创了正史记载官员制度的先河。
《汉书·食货志》
《食货志》记载了自古至王莽时期的经济状况和历史发展，分食、货两篇，充分体现了农业与手工业融合的特征，《汉书·食货志》与《史记·平准书》相比，有了显著的进步，条理更清晰、范围更广泛、材料更齐全，并针对经济政策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
《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专著，为班固首创，详细记录了诸子百家学派的学术特点及得失，相当于一部学术简史，《艺文志》并未收录谶纬之书，体现了班固人文主义的趋向，同时班固还提出了自己对阴阳、卜筮等理论的质疑态度。
《汉书·艺文志》
《史记》与《汉书》这两部煌煌巨著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两位作者在写作目的、写作格式、写作语言等许多方面均存在差异，但相同的是两人都具有史学家的实录精神和正义感，值得后人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