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贲园的主人便开始藏书，达贲万卷册之多
成都和平街距离春熙路仅800米，就在这条长约200米的小巷子深处，有一座很不起眼的灰色建筑，淹没在高楼林立的幽巷中。它是一部家族的藏书史，更是一个民族文化史的缩影。
在这里，曾回荡着张大千、邵力子、章士钊、于右任、陈寅恪、吴宓、廖季平、陶亮生、顾颉刚……的声音，绝对值得您和我们一起慢慢聆听。
民国初期，贲园的主人便开始藏书，楼里曾有存世不多的各种汉语典籍，经、史、子、集、库部版本皆备，甚而还有善本（含孤本、手抄本），如宋版《淮南子》《晏子春秋》《梦溪笔谈》、顾炎武的手稿，曾国藩的来往信札、历代用兵的山川地图等，所藏古书常年计有十万卷册以上。
到了上世纪40年代后期，贲园藏书至鼎盛阶段，达30万卷册之多，其中善本逾5万卷册，自刻书籍木板3万多片，全国两千八百余县方志收录最全，中医古籍亦有不少秘本，居当时国内私人藏书之冠，藏书规模西部第一，堪与浙江宁波天一阁藏书楼媲美。
虽然天一阁的历史较之贲园更为久远，但是藏书量却不及后者的一半，尤其是抗战时期，避难于成都的众多国内鸿儒大家先后慕名而来，“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在贲园里留下了永远述说不完的故事，更添了厚重历史文化风韵。
如今，这座古堡式的宅邸坐落在深巷里，已显颓败。历史上，这条长约不过200米阡佰小街的命名和更名，都曾烙有特殊的岁月印痕。据说，三国时赵云曾在此建宅，原来街西有一水池，老街坊称为赵云的洗马池或子龙塘，故名龙塘街。这里曾是清雍正年间岳钟祺在成都的宅第“景勋楼”。
清同治年间，骆秉章任四川总督，设下圈套，在大渡河畔全歼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清廷为表彰骆秉璋的“功绩”，特在子龙塘边为他修建了一座“骆公祠”，此街又改名为骆公祠街。民国时期排满废祠，抗战时期成都市国民参议会曾设于此。1954年又改为和平街，展现出中苏两国关系友好的时代特征。
朝代更迭，街名流转，“景勋楼”依然故我。府内原有三座超大花园，翠绿的竹林环绕四围，委实王侯气派。清末民初严氏父子买下这座庭院后，根据皇家档案馆的样式修缮，时断时续，工期耗时逾10年，于1924年将其改建为今天的“贲园书库”。
贲园书库是一座石库状的建筑，长约二十米，宽约十米，建筑风格中西合璧、大气厚重。基座的大象和祥云的浮雕已经风化，青砖灰瓦斑驳。书库大门为满月形门洞，上方缠绕着肆意舒展的藤蔓。二楼有西式建筑特色的小阳台，上端有一匾额，用隶书题着“书库”二字。由于年代久远，匾额暗淡失色，表面翘起片片漆皮，“书库”二字虽清晰可辨，但已斑驳，历史印痕尽显。
书库就建在当年严家景勋楼的旧址上，系楠木结构，外砌石砖，高库内四壁有通气孔，空气流通，板壁上加一层铁皮，地板清丝严缝，不让湿气侵入，像一座牢固的碉堡。室内温度稳定，书架书柜全是楠木、香樟，可防虫防霉。
贲园还有一层地下室，是为书库恒温而挖的。民国时期的蜀中硕儒陶亮生先生曾这样描绘过贲园：“书库建在花园中，系楠木结构，高大宽敞，外石，通户牖，为石库状，冬暖夏凉。”当年种植的两颗银杏，如今已经成长为参天大树，枝叶扶疏，郁郁葱葱的绿叶笼罩下，满是灰尘和杂草的贲园更添了几许凝重的沧桑感。
值得一提的是，书库长年雇有几位翻书工，一年四季不停、小心翼翼地专职翻书，以避免虫蛀、水沤、湿气浸润，每本书里还要夹上防潮的专用纸。每当天气晴朗，将古籍搬出晾晒，以降低纸张的湿度。经历了百年风雨之后，虽然贲园现在早已书去楼空，但它独特的书香气息，却不曾被湮没。
据说当年翻书工的聘用条件是定要文盲，他们只可翻书，不会看书，以免误事。
严雁峰，巴蜀第一藏书家
贲园的主人严雁峰（1855－1918）本名祖馨，别号贲园居士，陕西渭南人，是近代著名的藏书家。清雍正年间他过剑门，沿着张飞古道入川，开拓盐业致富，广储文献，弘扬儒学，终成藏书大家。
严雁峰曾就读于尊经书院（四川大学前身）。初到成都府时，严雁峰闻听尊经书院的大名，便决意报考。当时，由王恺运先生执掌的尊经书院有个不成文的“潜规则”，概不收外省籍学生。但严雁峰生性聪明，酷爱藏书，王恺运知道后尤为看重他的禀赋，认定是可造之材，遂收于门下。后来的严雁峰果不负厚望，成为清末蜀中学者和诗人。
严雁峰虽苦读于尊经书院，但参加科考屡试不第，遂从此专心收罗民间古籍，造福士林。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前夕，他进京赶考，斥巨资购进大古籍，装运回川。途经西安时国学大师书库，巧遇一藏书家又有1000多部古籍出售，遂毫不犹豫地重金全部收进，回川后建藏书楼３楹，名为“贲园书库”。
此后，他再未踏入官场半步，而是潜心收藏古书，并以此为乐。到了晚年，他甚至变卖经营多年的盐业，用所得的数万元巨款购书。数年时间，严雁峰的藏书就高达50000多卷册。为了更好地保存这些书籍，他把书运到佛门清静之地——大慈寺和文殊院暂存之后，买下“景勋楼”，将其改造为贲园。以“贲”字为园，取其“气势旺盛、诸事畅达”之古意。
由于年代久远，已无从考察清末时期的严雁峰先生照片。庆幸的是，张大千先生在贲园客居期间画过严雁峰先生的肖像（1944年），为今人留下了可以缅怀的映象。（参见上图）
严雁峰先生还以刻书精善着称，纸质、字迹、印刷皆称上品，备受中外称誉。英国大英博物馆、牛津大学图书馆、俄国列宁图书馆均有其印本陈列，美国国会图书馆还专辟有“渭南严氏精刻善本书籍室”。
严谷荪，贲园藏书楼的传承人
严雁峰先生去世后，其子严谷荪（又称严谷声、或严谷生）花了几年时间，请人彻底整理书目。据说当年任何人，包括家人在内，如想进入书库，必须得到严谷荪的同意。为此，严谷荪还雇请了三位帮工，常年累月专门看守书库里的书籍。
当年，严谷荪年仅20岁，但却继承了父辈的人生追求与理想，摒弃声色犬马，蛰居书库，一心治学，并广集图书。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贲园的藏书增加到了30万卷册，严谷荪本人也成为研究古籍文献和古代典章制度的专家，在鉴定古籍版本和书画金石方面颇有造诣。
贲园藏书十分丰富，善本颇多国学大师书库，许多学者在着书立说时都受惠于此。宋育仁撰修《四川省通志》《富顺县志》，所据资料以贲园藏书为主。著名学者廖季平晚年精研不辍，许多时光都是在贲园度过的，他的珍贵手稿后来也留在了贲园。张森楷的《二十四史校勘记》《四川省历代地理沿革表》等著作也是在贲园完成的。
严家还投巨资对其藏书精校精刻，使贲园成为当时古籍刊刻和传播的基地之一。著名学者龚向农、向楚二位先生曾对贲园所藏中国音韵学书籍进行校雠、整理，历经数个春夏秋冬，编成汉语音韵学巨著《音韵学丛书》，收录唐宋以来音韵学图书32种共123卷。为此，严谷荪聘请刻字高手汇刻后，携此书专程赴杭州就教于近代大儒章太炎，章先生赞赏之余，亲自为该书作序。这套丛书曾经参加在德国莱比锡举行的万国博览会，受到好评。龚、向二位先生也因此声名远播。
严家父子穷毕生精力，倾万贯家产，矢志搜集古籍文献。近至成都，远至北京、南京、天津，乃至日本的书商，一旦有了珍贵的善本、孤本，都千方百计联系贲园，把书送来。凡藏书者，无不以收藏孤本和善本为荣耀，而贲园所藏的许多善本一向为藏家所羡慕。《梦溪笔谈》是北宋时沈括的名著。民国时，人们知晓的最佳版本是宋朝的宋干道本，但这个版本有一定的缺失。到了明朝时期，出现了内容更为完备的马元调本，历代收藏家皆苦觅而难见踪影。这本海内珍本即为贲园所收藏，共计30卷。
贲园的座上客，多为近代政军商学各界声名显赫的人物，如于右任、张大千、关麟征、孙科、邵力子、章士钊、陈寅恪、沈尹默、林山腴、向楚、蒙文通、宁育仁、廖季平、谢无量、庞石帚、陶亮生、顾颉刚、马季明、朱少滨、林山腴、庞石帚等，不胜枚举。正应了古语“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于右任在贲园居住时，周恩来曾指示屈武专程去严家陪伴。著名画家张大千住在严家时，严谷荪还出资赞助他在成都暑袜街举办敦煌临摹壁画展，在文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陈丹青2001年创作的油画作品《国学研究院》，从左至右依次为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在上世纪抗战时期的成都，后两位国学大师曾是进出贲园的常客。
贲园画室，芳泽后世张大千
蜚声海内外的书画家张大千是严谷荪的挚友。1935年两人于北京相识。其时，严谷荪从张大千手上收购了不少书籍，还有古代名画和文物。
“七・七”事变后，张大千由内江辗转来到成都，随行的家眷、弟子及仆人多达40余人。严谷荪连夜腾出20多间后院房屋接待他们，还把读书的小客厅安排为张大千的画室，甚至为张大千做了一张巨型楠木画案。张大千的《西园雅集园》《杨妃戏猫图》等作品均是在贲园的这张画案上挥洒而就，随后在文庙后的成都女子师范学校展览。
据说客居在贲园里，张大千还养有老虎、猴子和藏獒等动物，每天所吃的大量肉食，也都是严家花费。张大千在严家一住两年，日后，张大千到敦煌临摹壁画，回成都举办敦煌画展，包括往来盘缠等所有费用，都是严谷荪出资。为此，严谷荪不惜变卖了自家的家产。
有一次兴致所至，张大千为严谷荪画了四幅素描，命名为《严谷老谐趣图》。此四幅创作于1940年，是张大千一生中非常罕见的漫画题材作品。《严谷老求则得之图》以诙谐的笔法绘出严老面对异性女子时的糗态，《谷老抽烟状》则以寥寥几笔绘出严谷声抽烟时的形象，《严谷老顺应图》表现了严谷老面对夫人之时的忐忑不安神态。
贲园情深，书法大家于右任
于右任先生是近代民主革命先驱，诗人、政论家，亦是沉雄博大的一代书法大师。他的书法雄豪婉丽，冲淡清奇。人到晚年，他的草书更进入到出神入化的境界，真是字字奇险，绝无雷同。
抗战时期，于右任和张大千一起长住贲园，在贲园留下了许多墨宝，与严谷荪成为挚交。其时，叶圣陶、张寒杉、谢无量等文化名流也常到贲园作客。为答谢严谷荪先生的地主之谊，于右任特地题诗：“无爵自尊，不官亦贵。异书满堂，其富莫京。”可为严谷荪先生一生藏书的脚注。
贲园岁月，吴宓笔下严谷声
吴宓是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享誉清华园的国学四大导师之一，早年的钱钟书在学业曾受惠于他。《吴宓日记》中不时提到严谷荪。
1945年1月29日“与严谷孙谈，谷孙赠鉴《费氏遗书》一部三册。又赠宓其父严遨（雁峰）《贲园诗钞》一部一册”；1956年3月2日“至和平街（原名骆公祠街）18号。四川省立图书馆古书部设此中”。
如今，已有许多旁证说明骆公祠街18号是严谷荪住宅，狄君武的《三游成都纪略》中就曾说“步行至骆公祠18号访严谷声”；数天之后的3月11日，吴宓在“研究部厅中茗坐”，所见到人士中即有严谷荪；1963年12月28日吴宓日记中还曾提到“捆就稚荃索还之《音学全书》（严谷孙刻于成都）四十二册”。
史学大师，贲园里的陈寅恪先生
抗战后期的1943年，有“教授之教授”美誉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同时受聘为成都燕京大学教授和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于当年夏天举家赴蓉行程，陈寅恪安家于燕京大学在陕西街的宿舍。
那时的“宿舍”，不过是用篱笆隔成的狭窄小屋，陈寅恪一家5口挤住3间小屋，颇为简陋。至1944年夏，早成半盲的陈寅恪因为需要在华大文学院授课，遂又举家迁至华西坝上的“广益大学”校舍，居“广益学舍45号”，居住条件始有改善。
陈寅恪先生与严谷荪有过交往的佚事，可参阅雷文景所著《流寓华西坝—史学大师陈寅恪》一文。
陈寅恪先生（后排右二）与家人、友人
摄于抗战时期的成都华西坝
严氏父子藏书的过程，横跨两个世纪，个中磨难倍尝。20世纪初，严雁峰曾经将全部藏书装入百余棕木大箱，分藏于大慈寺和龙藏寺（后来的文殊院），时间长达10余年。抗战胜利后，孙科凭借权势，要求贲园将藏书作价200万元银元捐给当时的国民政府，并对严谷声许以国史馆顾问之职；美国哈佛大学出价50万美金收买严氏全部藏书；日本“文禄堂”也表示愿欲高价收购所藏地方志及四川城镇户口簿籍，均遭严谷荪婉言谢绝。
40年代后期，贲园藏书一度成为国共两党争取的对象。国民党要人张群、朱家骅、杭立武等人劝严谷荪将藏书移至台湾或香港，承诺给予严谷荪提供免费运输及交通方便；其时，中共方面的周恩来也通过邵力子致函严谷荪，对他收藏和整理古籍的事业表示敬重。严谷荪最终选择了将藏书留在贲园，留在了成都，是为对国家民族功德无量之举。
50年代，严谷荪先生毅然将书库及全部藏书30余万卷，自刻书籍木版3万余片，各个朝代名人的书画、碑帖、文物多件悉数捐献国家，其中由蒙文通、杨啸谷、严谷荪共同圈定的善本书有5万多卷。如今，书库大部分藏书存于四川省图书馆内，90年代年贲园被拆除，在原址上修建了图书馆职工宿舍，如今只有空荡荡的书库矗立在小巷深处，古雅的宅第被一道铁门隔开，只有参天的银杏树陪伴着它。和平街上的居民们只知道这是一座老旧的建筑，很少有人了解那段远去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