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为什么被为“仁、精、诚”四字？
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是中医药之“魂”，这一核心价值为什么被凝练为“仁、和、精、诚”四字？四字之间是什么关系？有什么深刻涵义？本文对此作一探讨，以厘清关系、阐明内涵。
“仁、和、精、诚”四字的凝练
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体现了中医药的本体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思维方式等，我们用仁、和、精、诚四个字来概括。凝练这四个字，是充分考虑到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作为中医精神理念、价值取向、道德观念的总和，应当综合体现中医药学的生命观、身体观、天人观、疾病观、诊疗观、养生观，应当成为中医学、中医人、中医院、中医校共同信奉和遵循的精神信仰，所以必须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既要有历史文献依据又必须简明精练。
“仁、和、精、诚”四个字，每一个字都代表一个层面，每一个层面都是难以被替代的。具体说就是：医心仁，医道和，医术精，医德诚。“仁”是中医学与中医人的出发点，是内心的信仰；“和”是中医药核心价值和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是中医药学的灵魂所在；“精”是掌握中医药技术的根本要求；“诚”是对中医药从业者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的总体要求。其中“仁”和“诚”往往容易混淆，其实结合孙思邈“大医精诚”的论述，不难看出“仁”偏重于内在的“大慈恻隐之心”，“诚”偏重于外在的真诚救人的行为规范。
医心“仁”
中医之“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医术之仁——“医乃仁术”，二是医者之仁——“医者仁心”。
医术之仁。“医”作为一种职业，其目的就是治病救人、救死扶伤，这一职业特点被称为“仁术”。“仁术”一词最早出现在《孟子·梁惠王上》，一开始并不是指治人、治病的医术，而是指一种仁爱行为，进而推广到治国之术。孟子针对齐宣王以羊易牛、不忍见其死的做法评价说：“无伤也，是乃仁术也”。就仁爱、无伤这一点来说，医术表现得最为明显。所以后世“仁术”专指医术。仁爱之心通过医这一“术”得到最充分的体现。“仁”是“术”的前提，“术”是“仁”的体现。医术使爱人、爱己的“仁爱”思想得以具体落实。于是“医乃仁术”成为人们的共识。“医术之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医为寄托性命之术。《素问·宝命全形论》曰：“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序》曰：“人命至重，有贵千金。”宋代朱肱《活人书·序》曰：“夫术至于托生命，则医非小道矣。”医术不仅直接关乎人的生命，而且与天地相通相应。《素问·宝命全形论》曰：“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灵枢·岁露》曰：“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
二是医为济世救人之术。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指出，医者作用“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清代喻嘉言在《医门法律》中指出，“医，仁术也……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不仅如此，医者还可治国济世，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诊候》曰：“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治国、治人、治病三位一体，理无二致。
医者之仁。中医之“仁”是通过医者体现出来的，也就是中医药从业人员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既表现为医者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爱护生命的“仁心”，又表现为医者行医过程、进药炮制过程中的“至诚”行为。“医者仁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大慈恻隐之心。孙思邈《大医精诚》开篇提出“凡欲为大医，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可见“大慈恻隐之心”是成为一个“大医”的第一条件。做一名大医，必须要有仁爱之心。因为医者面临的患者都是身心有疾病痛苦的人，所以决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嫌弃、厌恶、冷漠之心，反而应该更加同情、怜悯，这是医者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品德。
二是普同一等之心。普同一等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医者与患者是等同的，另一方面所有的患者是等同的。首先医者要做到与患者等同，需推己及人，视患若己，其次，所有患者都是平等的，要一视同仁。
三是不私其有之心。古代医圣、药王、大医、良医都不会把医道、医术、良方据为己有、秘为私藏。无论《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还是后世大家著书立言，皆以医道示人、以良方传世，以济世救人的胸怀传承医道医术。然而后世的确有医家藏为己有，清代陆以湉谴责这种“每见得一秘方，深自隐匿，甚至藉以图利，挟索重赀”的行为“殊堪鄙恶”（《冷庐医话》）。
由于“仁”乃儒学的核心思想，“医乃仁术”源于“仁者爱人”，所以历史上出现了医儒相通、儒医不分的现象，出现了因儒而医的“儒医”群体。范仲淹曰：“不为良相，愿为良医。”“儒医”群体从汉代已经逐渐形成，到了宋代更是蔚为大观，“儒医”之名正式开始流行。以至于“无儒不通医，凡医皆能述儒”。其实从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佛家的慈悲心、菩萨心渐渐和儒家的仁爱心、恻隐心相结合，共同成为医家的发心。
医道“和”
“和”是中医药的核心和灵魂，笔者认为，中医学的核心价值如果用一个字概括，那就是“和”字。中医学的核心价值是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的体现，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一个字也是“和”，两个字就是“中和”。从《尚书·尧典》“协和万邦”，到《周易·乾卦·彖传》“保合太和”，从西周末年史伯“和实生物清代中医文化，同则不继”，到春秋末期老子“冲气为和”、孔子“和而不同”，“和”逐渐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并在中医药学中得到最好的应用和发展。
“和”的内容极为丰富，“和”主要是指相对的两类事物、两个方面即“阴”和“阳”的中和、和合、和谐，“阴阳和”可表现为天人合一、人我合一、形神合一，以及合一之后的和谐圆融的“太和”状态。“阴阳和”将宇宙万物、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体本身构成一个有机的、生生不息的整体。“和”是宇宙万物生命生生不息的前提和基础，人体只有“和”才能达到健康、快乐、智慧的最高境界。“和”的价值观念表现在中医药学所有层面。
在自然观上是“天人相和”。就天和人的关系而言，天为阳，人为阴；天人合一，达到太和。“太和”是《易传》提出的最高价值观念，对汉以后中国文化的价值观起到导向的作用。人居天地之间，天地人只有得其“和”，才能风雨有节，寒暑适时，天地和而气和，气和而心和，心和而形和，人才得以长生久视。中医的目的就是要使人与自然达到“太和”状态，医者治病首先要顺应人与自然，不能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
在社会观上是“人我相和”。作为医者，其社会关系主要是与患者的关系、与同道的关系，要做到信和、谦和、温和。对待患者，要言语温和、待患若亲，动须礼节、举乃和柔，勿自妄尊、不可矫饰，诚信笃实、普同一等。对待同道，要礼让谦和，互资相长，互学互帮，顾全大局，打破门户之见。
在身体观上是“形神相和”。《素问·上古天真论》提出养生的一大总则就是“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就人体而言，形与神、身与心、气与血等都是“阴阳”，该篇提出了养生的四大方法，即“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形与神俱”。饮食要与自己的体质、身体状况相和，起居要与时令、昼夜规律相和，运动要与自己的年龄、身体相和，心神要与形体相和。从某种意义上说，饮食、起居、运动表面上看都属于“形”的层面，其实都要与心神相合，不能分离。前三个层面最后都要落实在“形神相和”上。人自身的起居服食、视听言动、喜怒哀乐无所过，达到身体的情志和、气血和、脏腑和、经络和，也就是形神合一、心身合一，那么必定能宝命全形、健康延年。
在治疗观上是“阴阳相和”。中医学认为，疾病就是阴阳不和，治病就要调和阴阳。中医用药疗疾的目的是“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为医者在诊断治疗上整体审查、四诊合参、辨证求本、处方用药，都是以调中致和为价值取向，无论是汤药、针灸、砭石、导引，其目的都是要使患者形神相和、气血相和、四气相和，形神、气血都是阴阳，四气五味、五脏六腑也是阴阳，五行是两对阴阳加上中土。“阴阳”不仅是生命的根本，而且是治病的根本。阴阳调和，则疾病自然消除。
医术“精”
“精”和“诚”是孙思邈提出的作为“大医”必备的两方面价值要求，其中“精”是医术要求，“诚”是医德要求。“精”体现了中医医术要精益求精，怎样做到医术精？笔者认为不仅表现在学医行医的行为上，而且还表现在研医悟医的思维上。
学医要“博及医源，精勤不倦”。孙思邈认为，医道是“至精至微之事”，千万不可以“求之于至粗至浅之思”，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习业》中明确指出：“凡欲为大医，必须请《素问》《甲乙》《黄帝针经》……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笔者把孙思邈学医的要求，概括为两门专业课、六门专业基础课。两门专业课即医学和易学课程，六门专业基础课为五经、三史、诸子、内典、老庄、天文。这些课程“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可见学医不仅仅是学习医书、医方，而且要学习以《周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知识，而后者正是“医源”。张仲景早就说过：学医必须“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学医之大忌就是“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伤寒论序》）。唐代王冰说：拯救百姓疾苦而达到健康长寿的医学，“非三圣道，不能致之矣”。这个三圣道就是伏羲、神农、黄帝之书（《黄帝内经素问·序》）。虽然这三圣即“三皇”之书今已不存，但从三皇传承下来的《易经》《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却经后人整理保留下来，这些都是学习中医必须要精熟于心的。
行医要“精益求精，臻于至善”。中国古代医者被称为“工”，《说文解字》曰“医，治病工也”。中医也自称是“工”，《黄帝内经》和《难经》都称医为“工”，但对“工”做了区分，分为“上工”“中工”“下工”三等。为医者应该成为“上工”。中医人要深刻认识到治病的过程其实就是“工匠”制作和打磨产品的过程，对患者从四诊合参、辨证论治，到处方用药、针灸导引，每一步都精雕细琢，不可以有任何差错，如此才能把患者变成健康的人。但中医治疗的对象不是“物”而是“人”，所以又与一般工匠有重大的不同点，它是“至精至微之事”，又是至高至深之事，涉及到人命，“人命至重，有贵千金”，所以一定要加倍地精益求精，一定要掌握一种释缚脱艰、安身立命、救死扶伤的高超技艺，要成为“上工”。只有专心医道，寻思妙理，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持之以恒，把精勤治学、精研医道贯穿一生，方能临证不惑，救死扶伤。切不可浮躁偏执，一知半解，浅尝辄止。
研医要“惟精惟一，精思妙悟”。中医思维方式主要表现为整体思维、象数思维、变易思维、中和思维、直觉思维。中医学的象数思维主要体现在取象运数的思维方法之中，运用取象比类，分析人的生理病理功能结构，建立“藏象”学说；对疾病的认识上，将各种病症表现归结为“证象”，建立辨证论治理论体系。所谓“藏象” “脉象” “证象”等，其本质就是“意象”。这种“意象”是源于实体又高于实体的，需要有高超的直觉思维、悟性思维来把握，中医学称之为“心悟”“心法”，在直觉思维过程中，人们的思维能动性被充分发挥，思维潜力得到充分发掘，从而具有逻辑思维无法代替的功能。而要培养这种高超的直觉心悟能力和取象类比的能力，就必须要“惟精惟一”。惟精惟一，就是要用功精深，用心专一。
医德“诚”
医德“诚”是医心“仁”的外在表现。如果说“仁”偏于恻隐为端、慈悲为怀的医者之心，那么“诚”就是偏于心怀至诚、一心赴救的医德行为。孙思邈《大医精诚》为后世医家树立了典范，曰“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普通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一心赴救”“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后世苏耽橘井泉香，董奉杏林春暖，壶翁悬壶济世，华佗青囊度人，此等苍生大医，都是“医德至诚”的模范。
“诚”是对一个业医者从内心到行为的基本要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医者发愿必须“心地诚谨，心怀至诚”。诚有诚信、诚实、真诚、诚敬等意。《说文解字》曰“诚，信也。从言，成声”，《礼记·中庸》曰“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孟子·离娄上》曰“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都是指诚是天道法则、是天地的根本属性，而做到诚、追求诚是人道法则、是做人的基本要求。作为一个医者面对是病痛缠身、羸弱无助的患者，所以必须要以至诚之心相待，痛病人之所痛，苦病人之所苦，要推己及人清代中医文化，从局外进到局内，易地以观，换位思考。如果把自己当成患者，站在患者的立场、处境，那么自己的思想感情就会发生变化，责任感就会油然而生。这时所发出来的就是“诚心”，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心”也就是仁、义、礼、智“四德”的开端。“人之有四端，犹其有四体也”，也就是说四心、四端就是人的本性，是与生俱来的，是至诚至信的。这种“至诚之心”也就是医者之仁心。
医者对待患者的行为必须“真诚恳切，守信戒欺”。孙思邈对医者看病的行为规范做了具体的规定,如在患者求救时要求“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面对患者“其有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瞻视，人所恶见者，但发惭愧、凄怜、忧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是吾志也”。明代太医龚廷贤提出“医家十要”和“病家十要”，明代陈实功提出“医家五戒”“医家十要”，都对医者及患者行为做出具体规定。对待患者要严守医密，不以虚言诳人，不以危言相恐，不以神方秘术炫世惑众，不曲顺人情以保己名。在处方用药上要实事求是，切忌为了牟利过度诊疗、过度处方。在进药炮制上，要剔除伪劣，选药上乘，如法炮制。
医者自我行为必须“诚信求真，慎独自律”。“慎独”主要是对“诚”而言的，“圣人重诚，敬慎所忽”。“慎独”是儒家提出的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概念，通俗的解释就是谨慎独处，在没有人在场或监督的时候也能够严格要求自己，不做违背道德良心的事。“慎独”是自律的最高层次。作为一个医者更要“慎独”，要始终保持医德之“诚”，不忘初心，不欺天、不欺人。由于医学的不断发展进步，所以要求医护人员要求真务实，踏实进取，要终身学习，不能有半点马虎。同时还要从事科研，要发表论文、著书立说，严禁抄袭剽窃、弄虚作假。在为人处事、对待同道上要诚笃端方，力戒傲慢偏见。孙思邈明确指出：“夫为医之道，不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诋毁诸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