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翻译历史概述

从1736年诞生的第一部中医古籍翻译——《中华帝国全志》以来，中医翻译从18世纪至今，不断发展，不断成熟。国内较早呼吁对中医翻译历史进行研究的是已故的著名医史研究者王吉民。他在八十余年前就大声疾呼:“考吾国经史子各书，大都已有译作。独关人类消长之医书，尚不多见，同志中有欲振兴中医，发扬国粹者，盍秉生花之笔，选重要之书，亟为移译，以供西方学者之研究，而促世界医学之进步，是亦吾辈应负之责任”。（王吉民，1928；转引自邱玏，2011:18）。目前，我国对外文化传播中，除了经史子集以外，也已经有了部分中医药著作的翻译。在早期，中医相关著作的翻译主要是国外汉学家和传教士所做的，出现了较多比较珍贵的中医经典著作的译著，比如由杜赫德（Du Halde）（1783）编著的《中华帝国全志》中有关《脉诀》《本草纲目节选》的翻译；英国传教医师德贞（John Dudgeon）（1882）翻译的《医林改错》；英国汉学家翟里斯（Giles H A ）（1924）翻译的《补注洗冤录集证》；英国来华药物学教授伊博恩（Read B E ）（1923；1927；1946）翻译的《本草纲目》和《救荒本草》；美国汉学家威斯（Veith）（1949）翻译的《黄帝内经素问》1～34章等。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医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现了较为繁荣的局面，很多著作都有了多个版本的译本中医文化论文跨文化，比如德国医史学家文树德（Paul Unschuld）翻译了《难经》《黄帝内经素问》《银海精微》等，魏迺杰（Nigel Wiseman）翻译了《伤寒论》，其他还出现了《金匮要略》《医学源流论》《频湖脉学》《针灸大成》等的英译本。在所有中医经典著作中，《黄帝内经》以其在中医经典著作中的地位，英译本最多，迄今已有13种英译本（详见下文）。除了国外学者翻译的以外，国内也有很多学者翻译了中医的经典著作，比如李照国的《黄帝内经素问》《黄帝内经灵枢》全译本，罗希文的《黄帝内经》《本草纲目》和《伤寒论》译本，杨明山的《黄帝内经素问》英译本等。其中李照国的《黄帝内经》和罗希文的《本草纲目》入选我国对外文化传播的重点项目——大中华文库。但是总体上来说，不论是国外译者，还是国内译者，在这方面的工作都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对于中医翻译历史的考察，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医翻译及其跨文化传播，从而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医翻译提供一些启示。

对中医翻译历史的研究，王吉民先生做出了开拓性的研究，他对西译典籍尤其是《本草纲目》的早期英译情况做了详细的考证，为后来研究者对古籍英译研究奠定了基础（邱玏，2011:19）。

李照国根据中医翻译在不同时期所表现的特点及所取得的成就，将中医对外翻译的历史划分为5个阶段:第一阶段（1640—1899）、第二阶段（1900—1949）、第三阶段（1950—1976）、第四阶段（1977—1989）、第五阶段（1990起至今）（李照国，1997:39-40）。

兰凤利将自1676年至今330年的中医英译也分成了5个阶段:第一阶段（1676—1854）、第二阶段（1855—1949）、第三阶段（1950—1971）、第四阶段（1972—1991）、第五阶段（1992年之后）（兰凤利，2008a:28-32）。

中国中医科学院2008级博士研究生邱玏在其毕业论文《中医古籍英译历史的研究》中，将从1736年第一部中医古籍英译著作诞生以来200余年的中医古籍英译历程分为起步阶段（18世纪中叶—19世纪末）、缓慢发展阶段（1900—1950年）、理论初探阶段（1951—1991年）、理论争鸣阶段（1992年至今）4个阶段，并从英译的人群、英译的古籍内容、英译的目的和英译的方法四个方面总结历史发展脉络（邱玏， 2011）。结合前人的研究以及其他中医翻译史的文献，我们对中医翻译历史大致分为3个阶段:早期萌芽阶段、逐步深入阶段和逐步成熟阶段。

2.1.1 早期萌芽阶段

论及中医学的外传，早在秦汉之际就已传入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地。但鲜有翻译活动的记载，直到公元11世纪前后，中医药学传入了阿拉伯诸国，间接对中世纪的欧洲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直到17世纪，中医才开始了西传的历程。

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为中医向欧洲传播的始发阶段，进展比较缓慢。在欧洲仅出版了19部有关中医的译著。而在18世纪末—19世纪末的这一百年间，中医学在欧洲的传播有了一定的发展，研究范围有了一定拓展，先后出版了137部有关中医的书籍。这一时期对中医的研究多属综述性的，尚未发现将整部中医典籍译成西文的记载。研究的重点和中心主要集中在针灸方面，译者均为欧洲人，大部分是来华的传教士；当时翻译的一些中医术语在嗣后的翻译活动中得到了普遍的接受。如我们今天使用的acupuncture（针刺）和moxibustion（艾灸）两个译语即是荷兰人Dane Jacob Booudt，Buschof H 及Rhijine W 在17世纪初首译成西文的（李照国， 1997:39）。

2.1.2 逐步深入阶段

从20世纪初到改革开放这一时期是中医翻译逐步深入的阶段。中国和西方在医学领域的交流日益频繁，中医药译著的出版逐渐由国外转向国内，国家有关方面曾组织专家翻译出版了一些中医教科书。在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开始直接参与中医的对外翻译工作，翻译的中心由针灸学逐步转向医学史和药学，同时英语在中医翻译中已占主导地位，基本中止了拉丁语的使用，而且中医经典著作的翻译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如1949年，美国人Veith将《素问》1～34章译为英语并详加注解，中国学者黄雯也将《内经》的一些重要章节译成了英文。在这一时期中医文化论文跨文化，大部分的中医术语译成了英语，为以后的翻译工作奠定了基础（李照国，1997:40）。

2.1.3 初步成熟阶段

从改革开放起，中医翻译进入了逐步成熟的阶段。在这一阶段，翻译工作的中心已完全转移到了中国大陆，中国翻译工作者成了中医翻译的主力军，他们主要集中在全国各主要中医药高等院校和中医医院。翻译工作表现了明显的广泛性和系统性，许多中医经典著作和中医教材翻译成英文，并出版了多部中医英语相关的教材；翻译由实践转入理论总结，多部颇有影响的汉英中医词典先后在大陆和台湾出版，多部中医翻译理论书籍出版；中医名词术语翻译标准化的研究在国内外取得了较大进展，并在上海专门设立ISO／TC249秘书处，进行有关中医标准化方面的工作；中医翻译的理论研究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出现了如《中医翻译导论》《中医英语翻译技巧》《中医基本名词术语:英译国际标准化研究——理论研究、实践总结、方法探索》等专门研究中医翻译理论问题的专著。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社科基金也有多项有关中医翻译的项目；部分中医药院校设立了中医翻译硕士点，培养专门的中医翻译高级人才；建立了中医翻译有关的学术组织并开展经常性的学术会议，如1996年成立了“中华中医药学会翻译分会”和2008成立的“世界中医药联合会翻译专业委员会”，每年都会在不同的地方召开年会，探讨中医翻译与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