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由心生山东博兴佛造像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

博兴是山东佛造像艺术的代表地域之一，艺术风格受到山东青州、河北定州等地影响，既具有鲜明的区域特征，又表现出巨大的艺术包容性。博兴佛造像材质多样，造型多变，题材独特，其金铜造像多有纪年铭文，上起北魏太和二年(478年),下至隋仁寿三年(603年)，绵延125年之久，发展序列比较完整，在区域佛造像中实属罕见。博兴佛造像多为普通民众所施造，反映出早期佛教在民间传播发展的面貌和佛寺文化的兴盛。

2020年10月28日，系统展示博兴佛造像艺术风貌的展览“相由心生——山东博兴佛造像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北区3厅）盛大开幕。展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山东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物局）、山东省滨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试图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具体入微地展示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深刻诠释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复杂进程和中华文化海纳百川的巨大包容性。展览将持续到2021年2月21日。

展厅（（拍摄：孙洁）

山东博兴佛造像

印证佛教中国本土化的演变历程

作为中国古代佛造像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博兴地区佛造像在艺术风格上体现出一定的包容性，材质上具有多样性，其中金铜佛造像的铭文不仅展示出历史脉络性的连续性，也记录了佛教中国化的历程，对认识和研究我国古代佛像艺术发展及佛教中国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以来，山东博兴地区先后出土了几批石雕、瓷制、金铜佛造像，尤以1983年龙华寺出土的一批金铜佛造像最为著名。博兴地区出土的金铜佛造像属小型佛像，多为平民或比丘出资制作，主要用于在家供养或随身供养。佛像在表现形式上反映出金铜佛造像与石雕造像的相互影响，风格上受到河北定州及南朝地区金铜佛造像艺术的影响，形成了造型古朴、多不鎏金、衣纹运用细隆线法雕刻等地域性特征。

展厅（（拍摄：孙洁）

博兴龙华寺遗址的总面积约120万平方米，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北朝至隋代最大的寺院遗址。龙华寺初建于北魏年间，后因北周武帝灭佛而废毁。隋文帝自仁寿三年（603年）开始敕令各地建塔修寺佛家寺庙在中国的演变，龙华寺即在这一时期重建而成。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龙华寺遗址附近不断出土佛造像。1983年博兴龙华寺遗址出土94件金铜佛造像，这批金铜佛造像所跨年代之久、纪年序列之清，在区域佛造像中实属罕见，被专家学者称为“中国小型鎏金铜佛像断代的标尺”，也为探讨山东地区佛造像的艺术风格提供了重要依据。

本次展览以山东博兴地区佛像精品为主体，重点展示佛像蕴含的艺术、历史与思想内涵，探讨博兴地区佛造像在北朝时期的演变历程，发掘这一时期佛造像艺术所展现的中国文化精神内涵。博兴佛造像不仅表现出艺术风格的交融，也印证了佛教中国本土化的演变历程。源自域外的佛教在本土化后被民众更广泛地接受，同时民众的观念也在佛教影响之下发生了嬗变。

三大角度

展示博兴佛造像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本次展览系统展示了博兴地区历年来出土的石雕、金铜、白陶佛造像。展览共选取119件（套）展品，分为博善兴佛、金像流辉、金像铭愿三个部分，从造像艺术特色、地域时代风格及造像铭文内涵来展示博兴地区佛造像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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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善兴佛：艺术风格融汇南北

这一单元从“遗寺存古”和“金耀龙华”两个方面展示了博兴地区的佛寺遗址与龙华寺出土金铜佛像，介绍了博兴地区佛寺文化的兴盛与佛造像艺术风格融汇南北之特色。

博兴地区目前已发现有龙华寺、般若寺、兴国寺、高昌寺等古寺遗址30多处，其中北朝至隋代寺院遗址20多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寺院遗址相继出土了金铜、石、白陶等各类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佛造像，证实了北朝、隋代这一区域寺院文化的兴盛和民间造像活动的频繁。

东魏时期的疃子造像出土于博兴县疃子村，这里是北朝时期疃子寺的遗址。该像为一佛二胁侍背屏式造像，雕刻精美、细腻，线条流畅。东魏的佛立像采集于博兴县高昌寺遗址，高昌寺是隋代寺院。该像面相清癯，神情恬静，是北朝时期小型金铜佛像的代表作。

东魏时期的疃子造像（拍摄：孙洁）

北齐时期的螺髻梵王立像出土于博兴县龙华寺遗址，龙华寺是北朝至隋代的寺院遗址。螺髻梵王的比例匀称，宽肩隆胸，四肢修长，而薄衣贴体的特色是北朝时期中印佛造像艺术合璧的产物。

北齐时期的螺髻梵王立像（拍摄：孙洁）

北齐时期的白陶佛造像主要出土于龙华寺遗址，虽然造型小巧，但比例准确，线条流畅，体现了高超的制作技艺。这类造像是古代佛造像中较为少见的类型，主要出土于山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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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像流辉：独特的地方特征

这一单元从“造像规尺”和“地域神韵”两个方面展示龙华寺出土金铜佛像的特点，凸显博兴地区佛造像饱含的历史价值与独特的地方特征。

1983年博兴龙华寺遗址出土94件金铜佛造像，其中45件带有铭文，铭文中又有35件具有确切纪年，纪年时代自北魏太和二年（478年）至隋仁寿三年（603年），历北魏、东魏、北齐、隋四代，长达125年之久。东魏（543—550年）统治时间仅有16年，金铜佛造像遗存不多，博兴出土有4件东魏纪年佛造像，分别是兴和二年（540年）、兴和四年（542年）、武定三年（545年）和武定八年（550年），为研究这一时期山东地区佛造像艺术风格和类型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这批金铜佛造像以其罕见的年代跨度和纪年序列，被专家学者称为“中国小型鎏金铜佛像断代的标尺”，也为探讨山东地区佛造像的艺术风格提供了重要依据。博兴金铜佛造像具有浓厚的地方特征，一铺三尊的组合形式、阔舟形背光、覆莲座等呈现出鲜明的地域面貌。造像小巧但内容齐全，装饰繁简适宜，体现出高超的造像技艺。造像题材主要以观音、释迦多宝佛、弥勒为表现对象，反映了当地民众的信仰与追求。

观音是北朝时期博兴地区造像的主要表现题材，龙华寺遗址出土的金铜佛像有11件铭文中出现了“观世音”“观音”。朱德元造观世音像，为观音手持莲花的造型；明敬武造观世音像，为观音双手作施无畏与愿印的造型；孙天造观世音像，是佛装观音；刘树造观世音像，是观音为主尊、两侧带有胁侍的一观音二胁侍造型；观音菩萨立像，是后期常见的手持净瓶形象。

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盛行于北朝至隋代，博兴龙华寺遗址出土有12件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佛家寺庙在中国的演变，主要是北魏时期作品。石景之造像等二佛并坐像程式规整，是受大乘佛教思想影响而出现的佛造像。

弥勒是博兴地区流行的造像题材，龙华寺遗址出土有9件带有“弥勒”铭文的金铜佛造像。孔雀造弥勒像、孔昭俤造弥勒像、弥勒倚坐像分别表现了立式弥勒、交脚弥勒和垂足弥勒三种不同的形式。孔钺造老子像是这批造像中唯一一件道教造像，也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有纪年铜造老子像之一，表明当时已出现了佛、道融合发展局面。

龙华寺遗址出土孔昭俤造弥勒像（拍摄：孙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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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像铭愿：佛教的本土化转型

这一单元通过“观像取意”“西方净土”和“兴福造像”三个方面表现博兴地区民众对佛造像认识与理解的过程，展示出佛教传入中国后，为适应中国社会与文化不断进行本土化的转型。

禅定佛像，在造型上延续了十六国时期的造像样式，用于禅观或礼拜供养。

卢舍那佛，佛像表面刻绘诸世界形象，表示整个法界都是由卢舍那佛的愿力所化现，寓意着观想所产生的世界形象。

卢舍那佛造像（拍摄：孙洁）

纪和遵造像的铭文中没有出现佛像主尊名称，仅以“像”来指称，表现出当时民众尚未对佛教教义有深入的理解与研究，佛造像是佛教信仰实践的载体。

王上造多宝像的铭文中包含有为亡故亲人追福的内容，体现了佛教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程次男造观音像、张见造观世音像的铭文中涉及到“皇帝陛下”“师僧”“一切众生”等祈愿对象，表现出对家庭成员以外的人员的关注。

项智坦造像铭文中出现了”西方乐土”体现佛教对时间、空间等的阐释，使广大民众对生死观念有了全新的认识，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产生了一定影响。

透过佛教艺术

展现开放包容的中华文化

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代表国家收藏、保管、研究、展示、阐释能够充分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代表性物证的最高机构。近年来，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秉持“不求所藏，但求所展，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理念，不断加大与地方文博机构的合作力度，充分发挥博物馆作为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重要殿堂的作用。通过策划、展示各地历史文化展览，让观众从多角度了解中华灿烂文明形成的历程，不断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佛教在开放包容的中华文化体系中，通过互动交流和融合汇通成为中华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历程，堪称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典范，对探索当今世界文明发展道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此次的“相由心生——山东博兴佛造像展”是继“宅兹中国”“格物匠新”“玉出红山”等展览之后，中国国家博物馆又一个携手地方文博单位共同举办的地方历史文化展览，是山东博兴地区佛造像历史艺术的系统性展示，也是诠释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复杂进程和中华文化巨大包容性的又一次尝试。

展厅（拍摄：孙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