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文化特征又想说明什么？

当下，中西医学存在着科学人文之争，而针对中医学的争端更为严重。这与医疗高科技的“脱嵌”有关，更深层次的因素则另有隐衷。

这有历史方面的因素。鸦片战争前，西方文化和医学进入中国，当时双方的交汇还是心平气和的。而之后中国一连串的战败，促使国人一波波地反思自责。从器物不如，到制度落后，再到文化的劣根性，直至彻底否定传统、力主全盘西化，“废除中医”就是其表现和延续之一。当时几乎所有思想活跃的头面人物，不论政治立场如何，反传统中医的激进观点几近一致。以胡适为例，他是反中医的领军人物，尽管他自己曾受惠于中医药，却违心地说“中医不科学，很糊涂，但是能治病”。

在这种语境中，鼓吹中医学不必一定要属“科学”、但至少是有价值的“文化”，其实只是爱中医却无力抗争者孱弱而难以服人的辩解罢了。这并没提供有价值的论据——宗教是文化，宗教在特定条件下也能疗疾（至少对心疾）！你能反对吗？因此怎样体现中医文化自信精神，强调中医学文化特征又想说明什么？！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正好是科学主义鼎盛之际，强调科学进步是世界性潮流，但有偏颇：1.只重视“科学逻辑”，蔑视科学赖以生存的人文基础；2.只强调实证精神，漠视人的创造、创新及人文精神；3.将科学与人文截然分割，不顾两者内在不可区分性。这一思潮影响广泛，其“幽灵”至今依旧在许多国度（包括中国）久久缠绕。当下中医界反复泛起的此类争议，既是此“幽灵”之重现，也是中医界缺乏自信之表现。

置于更宽广视野中怎样体现中医文化自信精神，两种文化科学的交汇冲突，一方强势，一方孱弱，再加上有着明显的利益纠葛，因此难免偏颇且情绪化。鉴于此，不难理解当年梁启超、胡适之说——因为“贫穷每可导致偏激”。这才是问题本质所在！

北京大学哲学教授楼宇烈认为，恰恰因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别，才能使它们得到交流和互补。如果不懂中医，那对中国文化的根本精髓是体会不到的。否定中医，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哲学的一个否定。中国学术讲“自然合理”，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因势利导，这深刻体现在中医里；而“科学合理”在于发现科学结论后再去改变事物的本来面貌，这是西医特点的典型概括。故中医形成了生命体完整认识，偏好于天人合一；而西医有时“对事物的局部认识越清楚，而对全貌反而更不清晰，反而更不接近它的本来面貌”。

跳出科学人文之争，首先需确立自信和准确的自我认知。北京大学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曾发出诘问：“西医从来就是科学的吗？”他引用权威《剑桥医学史》中的记载，总结说：“传统西医毫无‘科学’可言。不论什么医，都要面对科学革命的挑战。”他分析说：“中医的落伍并不是因为中医没有理论，而是缺乏验证理论的支持条件。”中医提出了很多伟大的猜想和假说，但“天分再高的猜想，长期没有机会遭遇可观察现象的检验，谈什么科学呢？”所以，要消弭这些偏见，首先需要文化上的自信。著名学者钱穆认为：只有等经济社会发展水准大体接近时，谈文化比较才能平心静气、深思熟虑、务实理性！显然，今天的中国已接近这一阶段，我们大可自信而平静地讨论中西医差异问题，而不是诉诸极端化、情绪化表达。

放下傲慢与偏见，形成新的整合力量。与其花功夫研究科学与人文之间异同及意义，不如转而解决其根本症结：新语境下“讲好”中医知识，并创造可不断验证、更新此类知识的社会条件，使其日趋接近“准确的真实性”，逐步升华为现代语境下的科学阐述，以补上相对孱弱的科学短板，令整个中医融合体的系统性更强，更加生机勃勃。

须知，当今对多数慢性病，欲收获持久临床疗效，并不依赖于一招一式、一药一技，更多有赖于综合之力的有序配合，也就是医学融合体的“合力”。（来源：生命时报， 作者：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 何裕民）